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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为民: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主任、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韩十洲: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你是如何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以及如何评价该目标?

周为民:《决定》可以说是在认真地总结了三十多年改革的历史经验上形成的,那么,因此它也说明在改革的实践当中,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当中,我们对改革的目标、改革的逻辑、市场经济实质的理解更透彻了,这方面的认识已经大大的向前推进了一步。因此,从整个《决定》关于改革的任务的部署来看,我觉得整个部署有一个特点就是按照现代文明的方向来展开改革的任务的,而且是展开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这点我想是最为重要的,整个改革的任务集中起来说都是符合现代文明的方向和大趋势的。

 

所以就这点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总的目标上提出完善发展中国特点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明确的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一点就说明了我刚才说的这样一个特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个命题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当中的新话。那么这个命题体现了在治国执政方面的思维理念的一个新的高度。首先是“治理”,就不同于传统的统治和那种管制意义上的管理。我们过去讲管理,但是往往这个管理是在管制的意义上去理解的。

 

韩十洲:治理,是多主体,而管制,只有一个主体。

周为民:对。那么这次提出的是治理、国家治理的问题。我想这首先从现代政治文明的理念上就是一个提升,治理就不是简单的管制、简单的统制,是吧,所以按照这样一个方向去推进改革,那么对于中国的发展顺应现代文明的要求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韩十洲:习近平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在这一框架下该如何理解?

周为民:实际上,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是有这个特点的,改革都是由问题逼出来、由危机逼出来的。例如,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中国是在什么境地下改革的?是在不改革就是一条死路的情况下走向改革开放的道路的改革是在中国的共产党、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的生死存亡关头的一个抉择。所以邓小平讲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那么经过几十年改革,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改革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集中地表现在经济体制的变化。中国经济的这种空前的繁荣发展,它的制度基础就是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所以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这一点是中国改革的最具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在改革过程当中不断地积累、不断地加剧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又都是深层次的、结构性的,像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合理、经济结构的扭曲、社会领域的种种突出问题,包括腐败问题、分配方面的差距过大问题,等等,有的矛盾、有的问题若干年当中越来越严重,甚至到了失控的地步。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体制、在于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这样一种还很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不足以支撑长期的、整体的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要争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就要全面地去应对这样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这也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现实的背景。

 

矛盾和问题集中起来实际就是两个。一个是发展的问题,一个是公平的问题。因此从改革的目标上来说,三中全会所部署的改革实际上也是很鲜明表现出是针对这两大问题来着眼的。所以改革在各个领域所提出的目标、任务,概括起来说都是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一个发展,一个公平。

 

韩十洲:有人把这一次改革称为“改革2.0版”,但根据你的阐述,它不仅仅是在过去三十年改革基础上的一个升级,而应该把它放在中国自晚清以来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大历史背景中来把握。

周为民:的确是这样的。中国从1840年开始,进入一个数千年未有的历史大变局当中,实际上今天我们仍然处在这个大变局当中。在这个大变局当中,我们中国人所需要面对、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的问题。

 

历史上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方案,到了今天,的确在新的时代高度上有了整体上解决这个基本问题的条件。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体现了这一点。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条件下,中国现代化的前景的确是看得前所未有地清晰了。但是要真正实现这个目标,需要解决刚才所说的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和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又必须要靠全面深化改革。从这些问题的体制根源上入手来寻求根本的解决之道,这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意义。

 

韩十洲:在这个总目标里面,首先提出的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执政党主张和主导的一种中国现代转型方案。但坦率地讲,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目前似乎还没有达到一致的理解,甚至也不乏不屑和嘲讽。你怎么看待目前这种现象?

周为民: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走自己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邓小平提出这个命题开始,这就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改革命题。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从理论上一般的说,意味着是一切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立足实际,实事求是,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的命题最直接的、最现实的、最深刻的意义在于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是什么意思?就是在苏联模式那样一条路上已经走到尽头。

 

中国在历史上两次照搬苏联,一次革命时期照搬苏联,因为那个时候是受苏联、受第三国际领导的,所以一切都要服从共产国际的指挥,那么,一方面,中国的革命当然是得到了苏联的帮助,但是另一方面,苏联的影响也是导致中国革命几次遭到大的挫折的原因,所以毛泽东的重要的历史功绩就在于根据中国的实际走出一条正确的来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到了1949年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方面,再一次大规模照搬苏联,而且这次照搬苏联的广度和深度超过以往,整个国家建设工业化、现代化都是按照苏联模式来展开的,各个方面照搬苏联。毛泽东包括其他一些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实际上也很早就察觉到苏联模式的弊端,而且也力图去克服、去纠正。但是很遗憾,毛泽东没有像他在革命时期找到了一套正确的道路那样,找到一条正确地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道路,反而在苏联模式这样一条道路上越来越远,以至于搞阶级斗争为纲,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直到出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灾难,几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这条路走到了尽头,所以,当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再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的时候,那么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突破苏联模式。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突破苏联模式而解放思想、解放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的这样一个革命性的主张,这也是我历来一直强调的一点。但是时间一长,不知不觉当中,这个命题的这样一种深刻的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好像逐渐地被模糊了,甚至被淡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好像不仅不再是一个革命性的命题,而且成了一个消极的、保守的命题,“中国特色”好像是迁就中国现实当中的一些落后的、不合理的现象的一个托词,很多现象不合理,但是一时好像又没有什么办法改变,于是这个时候大家说“没办法”,这是“中国特色”,所以,“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变成了这样一种消极的、保守的命题,以至于被嘲讽。

 

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比较多,但是其中一个原因在我看来就是一些劣质宣传的影响造成的。在我们的宣传当中,的确存在一些可以叫做劣质宣传”的东西,“劣质宣传个说法不是我说的,是当年胡乔木说的,他说有好多宣传品,也有劣质的宣传品。实际上这种宣传在改革进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还是比较多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这样,其他很多重大的命题也都是这样,例如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这样允许发展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成分等等,这些命题都是改革的命题具有革命性,针对的都是旧体制、苏联模式那样一种单一的靠强制集中搞起来的大一统的所有制形式,但是呢在我们宣传当中那些劣质宣传的部分它总是用旧思维、旧意识、旧观念乃至旧语言去解释这些新的命题就是把它往拉,还一些旧话、老话去解释它,久而久之就把它这样一种深刻的、具有革命性创新意义的这样一些内容消解掉,好像变成了我们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当中,要人为的用一种从外部用一种什么东西去限制市场经济

 

还有像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统一”,这也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重大命题,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依法治国,是这样一种法治思维,是一种现代政治文明思维,强调的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都要在法治的轨道上以法治的方式来实现,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执政思维的提升。

 

韩十洲:从理论逻辑推演本身来看,的确是很重大的,可是,人们却是站在现实的逻辑中,或者说通过现实的感受来表达自己的判断、不满甚至不屑的。

周为民:对,这就是什么呢?提出这样的命题本来它针对的就是要改革啊,就是说,现实当中存在的这些不合理的状况与这个不相一致的状况要改变。这些命题提出来,它的现实针对性就是这样,如果现实都已经解决了问题,我们还要多此一举提这些干什么?提这些命题恰恰它是直接的针对现实当中的这样一种状况的。因此它本身是改革的命题,是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而且是体现了这种政治文明意识的一个巨大的提升的。但是,我们宣传当中的那一部分劣质宣传也是一步一步把它的这种意义消解掉,包括怎么论证刚才说的三者的统一(“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统一”),把它变成车轱辘话,包括像“三个代表”的思想也是这样,“三个代表”思想本身实际上是相当进步的,但是用老话去解释它,这个就看不出它的这样一种进步意义、改革的意义了。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问题上也存在这种现象。

 

韩十洲:刚才你分析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劣质宣传,但同时呢,我们看到,在近年来强势的西方媒体话语和受其影响的网络话语中,往往仍然是把中国搞的这一套东西和苏联模式等同起来,尤其是在政治层面,甚至官方主流媒体有时也缺乏有意识的区分。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原因?

周为民:对,这个要进一步说的话,不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一样的。这里面那就有更深刻的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中国人包括中国共产党所接触、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苏联人传过来的,主要是苏联人教的。中国作为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一再强调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但是现实当中呢,马克思主义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往往不屑一顾,这本身是很突出的一种矛盾现象,对不对?!这种现象出现也是有原因的,原因就是好像认为马克思主义这一套东西已经过时了,没有用了,根本解释不了现实,无论是资本主义的现实还是社会主义的现实都解释不了,所以觉得它没用了。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在于是把苏联式的、以苏联教科书为代表的那样一套意识形态体系长期当作就是正宗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那么,在苏联式的这一套理论体系当中,包含很多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念,对现实越来越缺乏解释能力的是这套东西。苏联模式的理论特别是其中的这些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念,的确是错了,过时了,没用了。但是这不等于是马克思主义。

 

韩十洲:就这种苏联式的教条主义,你能不能举例子说明。

周为民:这个太多了,在各个方面,在几乎一切重大理论问题上,包括阶级斗争问题上,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上,所有制问题上,当然也包括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等等这些问题上,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做了一个片面的、高度简单化的一种教条式理解,这样一套东西当然解释不了现实。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过去对这套苏联式理论的宣传教育的力度是非常之大的,这和照搬苏联模式同时存在的就是,在思想理论宣传上以非常大的力度来灌输宣传以苏联教科书为代表的这样的意识形态体系,所以,现在大家为什么觉得马克思主义不行了,因为印象当中,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社会主义不存在市场经济的,你们现在搞市场经济,马克思主义是要消灭私有制的,你们现在发展所谓私有制、搞多种所有制,马克思主义说雇工就是剥削,现在你们搞这么多私有企业,等等诸如此类,所以认为理论和现实对不上号,那么,或者就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没用了,或者从“左”的方面理解就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根子上来说,是因为把苏联式的那一套意识形态体系混同于、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一再强调的一点就是要对这两者做出澄清,“苏马非马”——苏联式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韩十洲:那么,基于对这样一个背景的理解,你是怎么认识和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的核心的政治概念的?

周为民:我的理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关于中国现代化目标与条件的科学理论。这个理论所针对的就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基本问题。针对近代以来的基本问题,一代一代的中国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从晚清的自强运动也就是所谓洋务运动开始,到变法、到革命、到新文化运动等等,我认为在所有这些方案当中最杰出的是两个方案,一个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个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中国人围绕这些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而展开的历史活动,构成中华民族争取现代化的百年奋斗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历史基础上的,是在新的时代高度上继承发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精义,为中国近代以来的基本问题提供了一个最新的也是最完全的解决方案回答了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和条件的问题。

 

所谓目标问题就是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那么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呢?在现代化实践当中,从邓小平理论开始一直到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中国现代化目标的认识不断地丰富、不断地深化,以致今天形成了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所有这些方面在内的一个目标体系。今天我们所理解的现代化,就不再仅仅是经济的现代化,不再是当初那四化——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国防的现代化,更不是仅仅一个两个经济指标的急速突进,例如说钢产量达到多少。所以这表明,在现代化进程当中我们对现代化的目标、对现代化规律的认识大大深化了。另外就是,也正确地解决了现代化的条件的问题,条件问题包括从对基本国情的认识,认识到中国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且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是和平与发展,不是战争与革命,包括发展的战略、发展的动力等等这些方面都有了全新的看法,所以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市场经济理论、改革的理论、发展民主政治的主张等等,所有这些理论解决的就是现代化的条件问题,包括从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提出的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都是为了解决现代化条件的问题。

 

韩十洲:如习近平所说,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一种高度简单化的主义导向的意识形态话语,而是一种具有现实关怀和问题导向的解决方案?

周为民:它同时也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但是它的实质是解决中国近代以来基本问题的一个方案。要解决的什么问题,就是中国现代化问题,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的意义。所以当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以后,有一位资深国民党元老看了以后,非常激动,他说现在我知道邓公要做什么事了,邓公要做什么事?共产党要做什么事?就是要做这件事。的确,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历史使命就是要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要解决中国近代以来的这个基本问题。所以,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历史上来说,它是有深厚的历史基础的,凝聚了一百多年当中中国人的一个共同愿望、共同理想,习总书记提出“中国梦”,表现出了这样一深厚的历史意识。这的确是一百多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的梦想。但是,如果在我们的宣传当中任由一种长期以来形成的党八股的、形势主义的、表面文章的那样一套语言或者一种宣传的方式去对待它的话,那就把它庸俗化了,庸俗化了以后本来这样一个重要的命题就失去它的感召力,失去它的凝聚力,这是在意识形态工作当中要避免的一种情况。

 

所以,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基本主张,要从这个实质意义上去认识、去理解。这是可以凝聚一切中国人乃至一切华人一个共识,无论是海内还是海外一切中华儿女都认同这个目标。我们的宣传应当着重强调这一点,告诉大家,共产党的这个基本理论要做的就是能够把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之努力的目标变成现实这样来凝聚人心

 

韩十洲:我们看到,这一历程在方法论的层面可以说有一个特征,即说“不”。一个人也好,一个执政党也好,认知总是不完备的,对一个东西之所“是”,往往很难回答,而从说“不”的角度切入,会更容易些,且可操作。

周为民:邓小平回答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实际上就是这样,例如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他首先是从什么不是社会主义来说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方法,也是一个重要的方法,可以用在很多方面的,例如“机会均等”好不好,很好,但是如果我们要完备地去定义什么叫机会均等,你很难说清楚。而且往往还会发生争论,什么是平等,你有你的看法,他有他的看法。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哪些不是机会均等,我们要改变,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就很容易得到共识,有一些东西明显的就是机会的不均等,那就从改变这些问题入手。这是一个正确的方法,而且实际上改革以来,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推进的。例如,《决定》中对劳教制度的废除也是这么一个例子,因为它明显是与法治中国的现代文明方向是相悖的,所以必须说“不”。

 

韩十洲: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过程本身蕴含了执政党在理论上的自主性、主体性和开放性,这一点尤为重要。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转型,并不是说是为了证明或验证某个主义之正确,而是在根本上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富强和文明,这也是“中国梦”的内涵。归根结底,人不是为了主义而活,相反的是,主义是为人来服务的,目的和手段一定不能颠倒。但在现实中,或者是出于认知的疏忽,或者是出于利益的算计,人们往往陷入意识形态主义之争而不能自拔,“走得太远而忘了为什么要出发”。

周为民: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关于中国现代化目标与条件的科学理论的意思,就是这个理论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提出的一个方案,那么这样来理解问题,我们才能够正确的对待像你说到的这些和意识形态相关的问题,包括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社会主义。中国人为什么需要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包括为什么需要共产党的领导。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解决中国的这个基本问题。所以讲主义,不管是什么主义,马克思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不能脱离中国的基本问题,如果脱离基本问题来讲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那是毫无疑义的,而且那叫根本上的脱离实际,你脱离了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你就是最大的脱离实际,所以这个是对的。

 

韩十洲:当年邓小平提出“不争论”,也是在这个意义来提出来的吧?

周为民:也可以这么说,讲到这,顺便再谈一下我对邓小平“不争论”的看法。邓小平对这点其实是很在意的,而且很看重,所以他把它叫做“我的发明”。通常对“不争论”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因为争论耽误时间,一争论起来耽误了时间、影响了发展,等等,这样理解当然也是对的,但是关键还不在这,我的理解是什么呢?关键在于离开我们实际要做的事情来拿那些笼统的、模糊的、抽象的概念去争论,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的。例如,什么是社会主义都还不清楚,就拿姓“社”姓“资”来争论,有意义吗?能争出什么结果来吗?争不出来。所以,我认为这是邓小平“不争论”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在任何事情上不要仅仅就那些笼统的、抽象的概念去争论。所以,整个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不是在这种笼统的、抽象的概念上去争论或者纠缠的,就是要解决中国最大的问题,并由此提出的各种各样的主张。

 

韩十洲:谈到笼统的、抽象的概念,我们就不能不提一个认知背景,即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政治上的重大概念或者叫“大词”,实际上不是中国人的实践和语言中内生的,而是翻译西方的而且还是日本人翻译的。正是由于这一特点,这些概念在使用起来,更可能脱离特定的情境,进而脱离实际,争论得心潮澎湃,却不知道事实是什么。所以,邓小平也特别强调“用事实说话”。

周为民:是的,有很多概念的含义本来都很模糊,可以包含各种各样的歧义,如果首先从这个争论开始的话,那是很难有什么积极的成果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不争论”是很有必要的。当然,“不争论”也不是意味着不要尽可能的厘清这些重要的、基本的概念的含义。这也就是为什么邓小平从改革一开始,同时就提出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所以,伴随改革开放进程的,从一开始,一方面经济体制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另外在政治、在意识形态上做的什么事情呢,就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强调解放思想、否定“两个凡是”,所以就这个意义来说,再顺便再说一句,通常把邓小平的改革的方略简单化的叫作所谓“政治上收紧,经济上放开”,更简单的说是“政左经右”,一些海外媒体好像说得更多一些,其实,这个不符合事实。如果真是“政左”,经济上的开放或者说是放开也是做不到的。

 

邓小平并不是“政左”啊,你看从改革一开始提出的就是解放思想,就是否定“两个凡是”啊,恰恰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打破这些教条、打破这些束缚,这样来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相配合、相适应的。为什么否定“两个凡是”,为什么强调解放思想,而且邓小平把这一点强调到“不换思想就换人”的地步,这怎么是“政左”呢,对不对。而且,在1980年,邓小平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那是一篇非常重要而且意义非常深远的文献。所以反过来说,如果今天我们以为还可以来搞所谓“政左经右”是不可能行得通的。

 

韩十洲:刚才你提到的存在一种“劣质宣传”,我们看到,新一届政府似乎正在进行一种可以叫作“话语突围”的叙事努力,包括改变文风等等,因为,在目前的网络话语生态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的“中国梦”也好,在话语上可能还是比较孱弱的。你对此怎么看?

周为民:我觉得,改革开放以来所谓话语方面不存在你说的这个孱弱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强有力的,刚才提到的一系列命题,都是一些革命性的命题,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开始,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到“三个统一”,到“三个代表”,到“以人为本”等等,以及新一届的中央领导提出的“中国梦”,这些都是强有力的一种话语。关键就是刚才我说的要避免劣质宣传把它的深刻的思想、内容在无形当中消解掉。你说这个话语的孱弱在现实当中的确也存在这种情况,这不是说这些重大的命题本身它缺乏力量,而是在传播、在宣传当中往往仍然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问题,用旧思维、旧意识、旧观念乃至旧语言去对待它,去解释它,这样就把它的深厚的思想内容消解掉了,包括“中国梦”。

 

“中国梦”实际上这个说法是一个文学性的表达,它表达的内容是很深厚的,就是前面说到的,一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一切挣扎、一切奋斗所争取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这样的话语能弱吗?这么厚重的内容!但是,如果在我们的宣传当中任由一种长期以来形成的党八股的、形势主义的、表面文章的那样一套语言或者一种宣传的方式去对待它的话,那就把它庸俗化了,庸俗化了以后本来这样一个重要的命题就失去它的感召力,失去它的凝聚力,这是在意识形态工作当中要避免的一种情况。也就是说,从客观上来说在我们的宣传意识形态工作当中的有一些内容,包括方式、手段、观念,没有能够跟上中国改革以来的文明的进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实际上也不同意在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状况来讲是所谓“西强我弱”。

 

“西强我弱”怎么造成的?往往是我们自废武功造成的,对不对?本来像这样一整套改革以来中央提出的一系列的重大思想、观点和命题,有深刻的历史进步意义,本身完全不弱的,但是不好好的宣传它,跟不上这样一个现代文明意识的进步,以致于消解掉他的意义了,这样能不弱吗?肯定弱啊,对不。所以要改变的是这个问题。

 

韩十洲:像这种状况,你觉得好改变吗?

周为民:当然比较难,就像各个领域的改革一样,这个的确是很难的。但是一定要改,而且从改革进程来看,改革每前进一步也都是在思想、在观念上冲破这些旧意识的束缚来进行的。所以要全面深化改革,同样要面临这个任务的。实际上习总书记讲得很清楚,全面深化改革有两个方面问题,一个是要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另外一个是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就意味着要改变这样一套东西。

 

韩十洲:你觉得这个“思想观念的障碍”主要还是这一套旧的思维、旧的观念?

周为民:集中起来说,主要就是刚才我说的那种以苏联教科书代表的这一套意识形态体系当中包含的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的观点,改革进程中思想障碍的观念主要是由这些东西造成的,到目前为止,它的影响仍然存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清理这些东西,这就是解放思想的任务,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在改革进程当中不断地清理这些东西,有很多的进展,但是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还要继续。而且,还有一点什么呢?要看到的,到了改革的攻坚阶段,随着困难阻力的增大、问题矛盾的加剧,在思想观念方面又会出现反复,例如有一些本来已经澄清过的问题,重新成为问题,包括在怎么看待市场的问题上,怎么看待国有企业的问题上等等,都仍然存在这样一些思想观念的障碍。

 

韩十洲:除了这种旧的、落后的教条式意识形态,同时,面对一些新的问题,可能新的知识没有跟上,也存在一种因知识上或者说认知上的不足而造成的观念障碍。

周为民:你说的很对,的确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就是要更加理解“开放”的意义,这也是改革的一条基本经验。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是打开国门嘛,就是开放,要去了解、学习、借鉴世界现代文明当中的一些重要的成果,包括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新的知识,对不对。现在的确仍然有这样一个任务,而且现在尤其还要注意一点,避免一点什么呢?包括刚才你提到的话语问题,不要把我们所不熟悉、不了解的对我们来说比较陌生的那些话语当作是洪水猛兽,因为我们自己不了解、我们自己比较陌生,我们就简单化地排斥它、拒绝它。要注意克服这一点,这一点在现实当中是完全存在的。有些东西是我们所不熟悉的,然后就好像觉得它很可怕,就排斥它,拒绝它。如果这样才会真正的失去话语权。讲到这儿,顺便我再讲一点我的看法,我也在很多场合强调过,就是我们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强调“中国特色”,对不对,这当然很重要,讲“中国特色”,包含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的历史环境、社会条件出发,不照搬任何外国模式,这个是对的,但是同时要强调一点,就是讲“中国特色”的时候决不意味着说,要拒绝排斥外来的、外国的一些体现人类文明成果的东西。中华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是什么,就是给外来文化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

 

所以讲“中国特色”不能丢掉这样一个重要的中国特色,这本身就是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色。而现在的确存在这种偏向,好像一讲“中国特色”就好像我们在一切方面都跟别人不同,这个是有害的。所以,我在很多场合也强调,我们讲“中国特色”不能丢掉这个重要的中国特色,就是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和吸纳能力。另外呢,与这个相联系就是,我们真正的要有一种文化自信,在这点上也要注意防止一种现象,就是因为中国发展成就很大,特别是经济总量现在世界第二了,一方面要防止虚骄,另一方面,这个时候我们强调自信是对的,但是真正的自信是什么,恰恰是有更大的开放和包容才是真正的自信。现在在很多场合,包括一些研讨,一些会议,有些人讲“自信”的结果就是好像我们有独立的一套、独特的一套,和任何人不同,变成了好像我们现在拒绝、排斥外来的这些东西的影响,这个是完全不对的,这恰恰是不自信的表现,真正的自信的话要体现在开放和包容这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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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十洲

韩十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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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媒体人,生命志联创人,专栏作者。作有长文《中國從何處來》、《中國人的活法》、《中國怎麼辦(上·中)》。郵箱:holygoe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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