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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想评价一项历史抉择,必须要回到其历史情境之中。处在什么样的地位,就会承担什么样的复杂性,即所谓广义理解的“屁股决定脑袋”。平心而论,毛泽东在决策上并没有大错,但问题出在毛泽东的“着急”和体制的“过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仍然面临着“革命”与“建设”双重任务、“一岗双责”。这种时代境遇为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延安体制”提供了客观条件,也就埋下了危险的种子。

 

(一)政权的巩固。一个政权的初期是最不稳定的时期,共产党虽然夺得政权,但仍面临蒋介石反攻大陆、国际“冷战”环境以及中苏关系恶化等挑战。毛泽东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政权问题,按照马列主义的教条“政权问题”又转换为“阶级斗争”,“政治统帅一切”就转换为“阶级斗争统帅一切”,不管是“革命的夺权”还是“革命的保权”或曰“保‘革命’的权”。政权问题又始终涉及“国内”和“国外”两种因素,毛泽东恐怕最为担心的就是这两种因素的“里应外合”,比如“三反五反”与蒋介石的关联,“反右”与匈牙利事件的关联,以及“文革”与“赫鲁晓夫”的关联,等等,这体现为“要准备打仗”、“反党集团”、“里通外国”等政治话语。当然,这种“政权思维”——用望远镜防备“敌人”,用显微镜甄辨“敌人”,用放大镜描述“敌人”——既造就了毛泽东的成功,也铸成了毛泽东的失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推动了“改革开放”、把政治的重心转到了治权领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不能忽视两大背景,一是毛泽东在1971年和1972年所作出的“中美和解”的战略决策,一是邓小平所作出的“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长期主题”的战略论断。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中国的一段时期以内,“内政”只是“外交”(或“外战”)的反应,或者说“内政”受制于“外交”。

 

(二)国家的工业化。曾经挨过暴打的“落后情结”以及“帝国主义”的包围,注定要使新政权走上旨在“强兵富国”的国家工业化之路。但由于底子太薄、“一穷二白”,那就得“集中力量办大事”搞“举国体制”,比如,体育领域遵循同样的逻辑,在初期要改变“东亚病夫”的国际形象,那就得强化财政汲取能力,结果必定就是“剥夺农民”。当时之理解水平下的社会主义理论(公有制,计划经济)也正契合这种现实需要。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效仿斯大林的“以牺牲农业部门为代价来迅速实现重工业化”这一方针,当然也就造成了基本上是同种类型的灾难性后果:过度的措施和计划工业的扩展,加剧了权力的集中和官僚主义的日盛,斯大林下的苏联饿死了几百万人,毛泽东下的中国则饿死了几千万人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城市社会建立起了单位制度1958年,随着“反右运动”的结束,乡村社会建立起了人民公社制度,这标志着“延安体制”在全国范围内建制完成,“一元化领导”笼罩全国,所有的个人都被纳入了体制共同体序列之中,而造成了普遍的依附状态——群众依附干部,下级依附上级,全党依附中央,慢慢地就会变成,每一级对上级是卑躬屈节,对下级则是傲慢专横。“收容遣返制度”和“劳动教养制度”作为与“一元化领导”体制配套的法外处罚”措施即是在这个时期建立,可起到“打击异议”和“内部规训”的双重强制作用。毛泽东以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打下了国家工业化的地基,顾准先生的概括是“用野蛮的方法在一个野蛮的国家实现文明”,这成为了后来改革开放的经济格局之基础。

 

    中国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变成一个“大延安”,而且,“延安体制”得到进一步强化,即在地方党委是“第一书记专政”,在中央当然是毛泽东的“领袖专政”。实际上,“个人崇拜”是这种“一元化领导”内在动力机制的必然要求,也就是说,只要搞“一元化领导”就需要制造“个人崇拜”,第一,不“造势”怎么hold得住呢,第二,不“立势”怎么“传教”呢?所以,在反思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教训时,毛泽东强调,要区分“正确的个人崇拜”和“错误的个人崇拜”。“一元化领导”体制注定要变成“一言堂”体制、“统一口径”主义,而“统一口径”注定会造就新的“诡性文化”(假、大、空),到了这个时候,深居中南海的毛泽东就要从“实践论”变为“主观论”了。扩大版的“延安体制”,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系统性的灾难后果:

 

(一)“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是下面“听话”的后果。所谓“上行下效,层层加码”,毛泽东头脑发热、要求“高目标、高速度”,党的干部必定就会揠苗助长、竭泽而渔以及向壁虚造,“高估产,高征购”,如果这只是在一个“城邦”之内,比如革命时期的延安,其“影响的深度”或者说“破坏的烈度”会受到规模自身的内在限制或不致造成灾难,但是,对于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大国”而言,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各种形式的互动竞赛、反射叠加,会不断地以乘数效应甚至是指数效应自我增速、拉升势能和放大偏差,进而突破各种自然禀赋的甚至是人性的内在限制,资源大浪费,生态大破坏,比例大失调,剩余大掠夺,直到最后的灾难大爆发。“规模”(人口和地理)是组织与制度的一个重要变量,往往并不能简单叠加,而是乘数效应,甚至是指数效应,在“点”或“线”上行得通的东西,扩展到“面”或“体”上,不仅未必行得通,甚至可能造成严重后果,“治邦”与“治国”基本上不可同日而语;“延安体制”在延安可以高效运行,比如,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推广”到全国范围便变成了灾难,毛泽东天真地以为“延安时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结果在全国却是饿死了几千万人。所以,由于这么惨痛的历史教训,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规模”对于中国的意谓。“新加坡体制”总体上搞得还算不赖,但要是“照搬”到中国大陆未必就有同样的效果,台湾的民主“成功”(其实还要看一看)并不能证明大陆搞民主也可成功,乌坎基础民主即使搞得再好也无法表明在全国就行得通。经济改革或许可以搞试点,但政治改革搞试点,除了“解剖麻雀”式的个案研究价值意外意义不是很大,必须有总体性的、战略性的、全局性的统筹考虑。中国传统的认识论中,家、国、天下之间是平滑连续的,而现代知识的常识是,“家”与“国”之间具有内在的断裂面,各有各的内在结构和逻辑,也就是说,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并不是渐变过渡的,而是要经历一个突变性的跃迁。毛泽东晚年治国的失败,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就是跌在这一中国古书中所看不到的“家”与“国”之间的巨大沟壑之中。

 

(二)“文化大革命”则是下面“不听话”的后果。按说,毛泽东是“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思想和情感纽带,党员、干部是毛泽东的新礼教的“传教士”。但在现实中,握有特权的“党员干部”不可能毫无偏私,总是有机会主义行事的空间,以“私得”背“公德”,即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毛泽东发现他所一手建立起来的这个“延安体制”中的“党郡”(“党委”)变成了一个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这是毛泽东对当时的北京市委的批评)而且上下勾连、难以撼动,“旧传统”在党内迅速复辟;他更发现他所一手建立起来的这个“延安体制”已经为刘少奇掌握的党政组织系统所控制。1965年,毛泽东重提“民主主义制度”的问题,“随着我们掌握政权……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对于党内的官僚主义和特权现象,毛泽东开始用的概念是“官僚主义者阶级”,后来用的概念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话语转换把“体制问题”或者说“人性问题”转换为“路线问题”和“阶级问题”,为“文革”中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和“全面夺权”埋下了伏笔。1964年底,毛泽东认为自己的“接班人”、越来越“不听话”的刘少奇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总后台”、“中国的赫鲁晓夫”,下定决心“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一场“文化大革命”即浩大的“新礼教运动”(“踢开党委闹民主”的历史悲剧就无可避免了。“文革”的巨大灾难性,可以说不仅是“一元化领导”体制所产生的扭曲能量的创伤性大爆发,也是整个“周孔体制”渗透到习俗中的扭曲能量的创伤性大爆发,“打倒一切”,斗得太疯狂而忘了为什么而斗,当然,最为根本的是人的两种本能——霍布斯所揭示的“自我保存”(“得”)与卢梭所揭示的“欲求认可”(“德”)——在被革命运动所构造的“存在的临界状态”中的连锁式大爆发,“全面内战”,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这恐怕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任何人都始料未及的,因为事前谁也没有经历过这种史无前例的“大场面”,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是“点火容易灭火难”。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恢复了党组织的活动,恢复了被打倒的“走资派”的职务。1973824日,党的“十大”召开,周恩来在政治报告中明确宣布:“要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一切归党的领导。”历史只是在兜圈子,“延安体制”不仅迅速复原并且得到了新的强化。

 

毫无疑问,不管是“大跃进”还是“文革”,方法是错误的,后果是灾难的。毛泽东当然应该承担责任,却并不能简单地就此认为这是出于毛泽东的恶意,因为,这于情于理都不通,如果毛泽东只是像一些人所揣度的那样是一个仅仅满足于权势的弄权者,那他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反而,如果我们假定毛泽东的所有行为都是出于良好动机,也是会出现同样的悲剧。那么,与其揣度动机,不如分析认知,灾难的根源不如说是毛泽东由于一厢情愿的着急和狂热“你们难道不想当圣人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灵魂深处闹革命”,“向地球开战”,“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从而违背了实践本身所内用的自然法则和夸大了人性的力量。不过,“文革”所指向的问题却是严肃的、重大的而且是至今仍未解决的,即如何克服“党权的独大”及由此而产生的“党”脱离“人民”的问题。马克思指出,经济权保持为君主或寡头的权力,仅凭政治上的民主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权力平等的,并由此得出:经济权必须由国家掌握,而这个国家又必须是民主的。但是,经过了斯大林主义的扭曲与笼罩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只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前一半”,而把“国家又必须是民主”的要求抛弃了,结果是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官僚主义的严重扭曲以及陷入到非常严重的蜕化过程之中而变成空洞的神话。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最终崩溃,也意味着沦丧掉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部希望。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人口在内的国家一切资源收归国有,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度,然后由党来领导、统筹和管理,从对辛亥革命以来的各种阀和贫富极化的一种反制的角度来看,这不能不说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也只是完成了马克思所说的“前一半”,“所有权”只是名义的,而“管理权”才是实际的,甚至是生杀予夺、为所欲为的。党政干部虽然名义上同样是“无产阶级”,但却可以通过管理权的滥用而变通地占据巨大的公共资源,顾得忘德,肥私损公,中饱私囊,这就在有意与无意之中就造成了一个既是经济上也是社会上又是政治上的新的“势”、惟一的“势”、笼罩一切的“势”,即“党阀”,或所谓“特权”,“七五宪法”第十六条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党阀体系的内部,则有着巨大的工资级差(八级工资制)和官僚等级。如伯兰特·罗素所说:“把一切大型工业和金融业的所有权与管理权归于公众所有,虽然是节制权力的一种必要的条件,但远不是充分条件。它需要有比过去有过的任何纯粹政治民主更彻底、更能周密防止官吏专横、并为宣传自由更有审慎规定的民主以补充。”或许,毛泽东是想通过“文革”来做马克思所说的“后一半”——在1974年发动“批林批孔”迎击周孔体制复辟,在1975年提出“资产阶级在党内”、打击“党内资产阶级”,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被实践证明是不可取的、灾难性的,那么,这个历史的接力棒就交到了邓小平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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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十洲

韩十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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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媒体人,生命志联创人,专栏作者。作有长文《中國從何處來》、《中國人的活法》、《中國怎麼辦(上·中)》。郵箱:holygoe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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