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过去了，丙申年也过去了，这一年中的“黑天鹅事件”，引发的不祥感却没有过去，鸡年不一定就会大吉。如今，即便是再“不喜欢思考”、再“不知不觉”的人，恐怕也再挡不住脑回路的自发纠缠和间歇跌荡，开始不由自主地意识到“时代正在起变化”，这不是最好的时代，也不是最坏的是时代，而是一个变好太艰难、变坏太容易的时代。这个世界会好吗？人类向何处去？这已不再是庸人自扰的“呓语”，更不再是事不关己的“空谈”，而是一种每个人也就是“我”不得不面对的迫在眉睫的究问和不容回避的选择，把头扭过去假装自己是“局外人”和“旁观者”无非是在自欺欺人罢了。因为，“我”就在这个世界之中，“我”就在变迁之内，这种缘身性或者说自指性（self-referentiality）是毋庸赘言的，这个世界是由每一个具体而生动的“我”所卷入、迭代和嵌套而形成如俄罗斯套娃般的玄形结构（fractal structure）或者说“差序格局”，“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会影响到“我”的行为，“我”的知行在改变就是这个世界本身在改变。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一颗马蹄钉可以毁掉一个帝国，一根稻草可以压垮一头骆驼，一只蝴蝶可以引发一场暴风雨，四两之力可以发挥千钧之功，所以，绝不可以再未经省察和不加批判地信仰被一再灌输的“‘我’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轻重”并不重要，“有无”也非关键，重要且关键的是准偏和对错，也就是恰当（proper），而恰当之前是能当，能当之前是敢当，这意味着“我”必须不断地操心“我”、认识“我”和训练“我”在动态与变迁之中能够具备最恰当的辨识力（discriminability）从而可以达到最恰当的尺度（scale）、能够站到最恰当的位置（position）从而可以发现最恰当的角度（perspective）、能够拥有最恰当的决断力（resoluteness）从而可以抓住最恰当的时机（chance）和采取最恰当的行动（action），但是，“我”不可能独善其身，“我”生于父母、长于乡土（族群）、居于国家（民族）、学于师友、游于天下（众生），既然“我”（self）之天赋（gift）、感知和能力可以视为来自于“他者”（Other／others，大Other即“天”，小others即“众生”）之礼物（gift），“来而不往非礼也”，那“我”自当是要感恩、回馈和反哺“他者”，“自我”和“他者”之关系便成了一个从局部看是“二”从整体看是“一”的莫比乌斯环，这无非即是中国传统思想和哲学主流中的“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内圣外王”和“天下为公”所要求的修身功夫、主体精神和伦理向度。可悲可叹的是，这种生命之气节和昂扬之态度，却早已经离我们远去了，如今的每一个“我”都被一种排他的、唯利是图的、“吃祖宗饭、断后代粮”的“精致的利己主义”及作为其必然后果的价值虚无主义氛围所裹挟、碾压和蚕食，或抑郁孤独，或偏狭傲慢，或娱乐至贱-死，陷入了人性与自然的双重困境。

 

“物极则反，命曰环流”，绝望的尽头是希望的开端，密涅瓦的猫头鹰从黄昏起飞，勇敢的灵魂“在黑夜里站出来”（Nuit Debout）。当前，我们再一次处于一个文明转折点和发展临界态，与其说是“新常态”，不如说是“后常态”，如果上不去（变好）就会往下跌（变坏），如果看不清前路就会滑入深渊。我相信，这也是一个需要藉由一种新哲学来提供能见度、测绘认知地图并完成“未完成的现代性”的新轴心时刻。人类的危机归根结底都是思想的危机，哲学是应对思想的危机的不二之选。有人可能会说，霍金不是说“哲学已死”了嘛，其实，他所指的已死的“哲学”充其量只能是那种“学院化、学科化和学究化的哲学”（philosophology）或者说“哲学家学”，而不是作为一种永恒开放的生活形态和思想运动的苏格拉底意义上的哲学（philosophy），与此相应的哲人（philosopher）则至少兼有阿兰·巴迪欧所说的“学者、艺术家、战士和爱者”四重属性。我所指的这种意义上的哲学，由相互勾连的三个基本范畴或者说三个基本维度构成，即本体论（ontology）、认识论（epistemology）和主体论（subjectology），也就是说，一旦启动其中的一个维度，必然会牵动另外两个维度，例如，关于“我”这个概念，哲学就会首先有三个彼此勾连的追问：“我”之所是是什么样子？（本体论）？关于“‘我’之所是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描述和解释是可靠的、准确的吗（认识论）？描述和解释或理解“‘我’之所是是什么样子”的这个人（他／我）是可信的、合格的吗（主体论）？由于本体（being）对于认知者来说实际上是未知的，认知者在对本体的认知探寻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会附加上无法消除的主观性，也就是说，认知者对本体的认识与本体本身并不同一，当进一步探寻这个无法消除的主观性的性质时，就又不可避免地引发对认知者本身的探寻，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了一个没有尽头的螺旋式思想运动，即如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借助这个“哲学三维”（也可以说是哲学上的三位一体），我们就可以对既有的哲学进行病理学诊断，例如，中国哲学传统在“认识论”这一维上存在不足，而西方哲学传统则在“主体论”这一维上存在不足。当然，这只是大体来说，就其主流而言的，因为在任何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体中，都会不同程度地触及这个“哲学三维”，例如，中国的确没有孕育出如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形式逻辑和公理化方法，但在道家的重玄学（“玄之又玄”）尤其是成玄英的思想中就有大量的认识论方面的论述和论争（例如“双遣”、“三翻”、“不滞有无，不滞于不滞”等），西方的主流中的确没有发展出如中国传统中“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样的主体论思想，但晚近以来尤其是自尼采而至福柯就有了关于主体的考古学和谱系学。中西哲学都存在自身的不足和“哲学病”，中西哲学各自的研究者们在对自身哲学传统进行考古学与谱系学研究之际，同时也应该注重中西哲学之间相互的参照、借鉴和桥接，而不是狭隘地以自身为标准而单边地排斥对方、妄断是非，那种以西方哲学传统尤其是形而上学的小框框来评价中国哲学传统进而得出“中国无哲学”的观点纯粹是不明所以的无稽之谈。在我看来，中西哲学的桥接概念是“玄”和Reflexivity，后者是西方当代哲学思潮中的范式性的核心概念，我们中国的哲学工作者则要重新发现道家的“玄”和“重玄”概念，并对之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应用，Reflexivity在目前的中国学界的一个广为接受的翻译是“反身性”，由于索罗斯对Reflexivity推崇备至，很多非学术中人对这个概念也并不陌生，不过，我认为，Reflexivity译为“反身性”，虽不能说错但并不完全，译为“玄身性”则更为恰当、传神且意义重大，“反身性”只是Reflexivity的一阶行为（first-order），“玄身性”可以表达Reflexivity的高阶性质（higher-order）。反过来，我们又可以借助Reflexivity来创造性地把“反”、“玄”和“缘”阶序化，反之又反曰玄，玄之又玄曰缘，于是，Meta-reflexivity就可以翻译成“缘身性”了。由于具体概念的阐释并非本文的意图，我只能就此点到为止了，后续文章中对“玄”与Reflexivity会有专门论述和论证。

 

作为昔日的知识之王的哲学，之所以会陷入今日之潦倒落魄，只是因为它迄今是不健全的、未完成的。哈贝马斯所说的“未完成的现代性”也好，当前蔓延全球的人性与自然的双重危机也罢，背后的根本问题其实是“未完成的哲学”。“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经济学趁机以科学的名义在人文社会知识体系中僭越称帝，经济学家（economist）也取代过去的哲学家而成为政治家的“智囊”、企业家的“朋友”和媒体上的“公知”，“经济人”（homo economicus）或者说“（最）合算人”（rational man）——这只是个算盘或计算器，高级点的无非也只是台机器人——成了新的人格原型，（唯）经济增长成了新的普世神话，美元成了新的上帝，华尔街成了新的天庭，财富榜单成了新的封神榜，达沃斯成了新的众神殿。如今的大学和社会笼罩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浓霾之中，成批量地制造着处处寻求利益最大化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其实并不令人意外，但有些人可能意外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必然会成为精致的害己主义者，了解合成谬误的人都会明白这一点，局部最优并不等于整体最优（反而很可能导致总体最劣），合算的（rational）也并不等于是合理的（reasonable），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一个人如果在生活中不折不扣地奉行“只讲最合算，不讲合理”的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那必然都是一锤子买卖，约等于是在作死，人生的路会越走越窄、越走越虚无，抑郁孤独，偏狭傲慢，娱乐至死。真实的人的理性行为，通常是在局部选择和整体命运之间平衡的结果，既讲利己也讲利他，既讲合算又讲合理，甚至在某些时候舍利己而取利他、舍合算而取合理。因为合理不仅在于心理平衡，而且是人生整体最优的必要条件。那“合理”是什么呢？“合理”是不算之算的天算，是直觉，是共情（empathy），是慈悲（compassion），是心安，是天赋予“我”心中的那杆秤，是宇宙内置于“我”心中的微波，它天生敏感而高贵，却易受伤害和破坏。

 

所以说，经济学错误地理解、解释和描述了人性中的算法，粗暴套用自然科学中的方法论上的原子化个体主义和量化主义，以舍合理而求最合算的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为前提来进行公理化演绎，虽然由此可以方便地使用数学工具，也貌似具有了科学一般的严谨和精确，但是，致命的短路必然带来致命的短视和盲视，这不过是在用数学的严谨来制造精确的错误和输出有害的外部性而已，后来的修修补补并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如把大厦建在沙滩上般的初始偏失，正如《易》所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缺心眼儿且如索罗斯所批判的缺少玄身性（reflexivity）视角的一根筋经济学尤其是作为其高级形态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它在发展上表现为精确化的GDP-增长主义，在经济上表现为精密化的功利-市场主义，在金融上表现为精算化的短期-投机主义，在管理上表现为精细化的绩效-财务主义，在目标上表现为虚浮化的利润-排名主义，在行为上表现为虚荣化的消费-纵欲主义，在伦理上表现为虚弱化的个体-唯我主义，在审美上表现为虚饰化的时尚-颜值主义，在精神上表现为虚无化的享乐-厌世主义，当前弥漫全球的贫乏、萎靡和失能以及经济危机、环境灾害和发展停滞就是一幅最具反讽意味的末日景象。蠢之又蠢曰坏，坏之又坏曰恶，恶之又恶曰毁，批判是必要的，但却是不够的，我们还得建设，因为一个更好的世界必须要有一个更好的故事，听好故事长大的人才会成为好人，才会成为对“他者”有意义的“自我”和对“自我”有意义的“他者”。当前的全球危机本身就是一种呼唤，呼唤我们完成未完成的哲学，呼唤我们完成未完成的现代性，呼唤我们能讲出一个更好的故事，是时候该哲人重新登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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