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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腐败与魔阵:恶的病理学

身为一位父亲,我感到深深的耻辱。除了侥幸和庆幸一岁多的女儿在打了多针疫苗后尚且正常之外,好像什么也做不了,甚至作为受害者或潜在的受害者连有情绪和愤怒的权利也要被那些理中客以似是而非的“专业性”逻辑为名而剥夺了。

例如,有一个叫作黄章晋的先生在他的公众号文章中说:

坦率讲,我真的为这个先生的理解力揪心啊。一方面,“低效甚至可能无效,而不是对身体有害”,这么说事实上并不成立,关键点是,我们姑且接受这些“低效甚至可能无效”的疫苗本身对身体无害的假设,但是,给孩子打了这些疫苗的父母对此并不知情(乃至于无法补打),这就隐藏着“身体”遭受本来有效的疫苗可以预防的风险和伤害;

另一方面,这次的疫苗恐慌难道仅仅是因为假疫苗事件吗,显然不只如此,更冲击“公众”(姑且这么称呼吧)心理和信心的是那篇文章或显或隐(你懂得)地揭示的整个疫苗产业的系统性问题,即一个如电影《黑客帝国》(The Matrix)中所隐喻的系统或魔阵(the Matrix)。所以,我建议黄章晋先生真正在意一下为什么公众会相信“那篇文章”的真实性和“暗示”的想象空间,包括刘强东先生在内的公众真的就是易被忽悠和煽动的“乌合之众”吗?

再例如,一个自称“兔师”者说:

可是,疫苗安全与国企私有化真的是“几乎完全不相干”吗。要是没有诸多既有信息已经显示的不正常的“国企私有化”以及corrupt网络的建立,一而再、再而三发生问题疫苗事件却能够“大事化了”,鬼才信呢,装什么外宾啊。可以说,前者与后者不仅是高度相干的,甚至是有某种程度的因果关系的。当同一家企业一再发生疫苗问题,那供给侧的问题必然是结构性的。

那么,那篇文章所切入的角度和勾陈,显然是合法的,没有任何问题;当然了,假如存在细节上的失实,当事方自然会拿起“法律的武器”,而专业性和逻辑上如果存在问题,懂行的人士完全可以具体地批评和反驳,但是,这种“兔师式的机智人儿”,实在是有辱自己的智商,且不尊重读者的智商。

反驳这两个先生,并非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只是顺带而为。我想说的是魔阵与“恶”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有进一步兴趣的朋友,我可以推荐一本书:《魔阵、剥削、异化——托依布纳法律社会学文集》,其中有对跨国公司(法权人)对human right(自然人)的侵犯的深入探讨。

不过,我想说的并非这本书中的内容和观点,我借用的只是Matrix(魔阵)这个概念及其隐喻。在我看来,疫苗产业之所以一再出现公共事件,根源就是恶之魔阵(the Matrix of evil)的存在,不过,它的范围远远超出了疫苗产业,而是弥漫在我们的体制、文化和历史之中,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负有责任,套用那句用滥的话,“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的理由是,疫苗之恶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如果它是恶中的珠穆朗玛峰,那么我们一定不要忽略群峦的存在——苏丹红鸭蛋、孔雀绿鱼虾、三聚氰胺奶粉、甲醛奶糖、地沟油、染色花椒、墨汁石蜡红薯粉、瘦肉精、假牛肉、毒韭菜、福尔马林浸泡小银鱼、染色馒头、毒豆芽、毒生姜、毒缸豆、染色紫菜、漂白大米、双氧水凤爪……

何以至此?那么,我们就需要回答什么是恶?我的定义是,恶是一种关系,一种负的相互性(negative reciprocity),最根本的或者说“恶之端”,是自身关系的负的相互性,往往表现为种种人格障碍,尤其是自我认同障碍,会发展出微观上的施虐与受虐的双重倾向,即如咬尾蛇(Ouroboros)的形象。

而这种一个人的自身关系的负的相互性,必然会导致二人关系的负的相互性以及三人(-群体)关系的负的相互性,它的足够多次迭代的后果就是人性的丧失无底线的恶,疫苗之恶是其典型之一,但绝非全部。

我们知道,“人”(human being)是一个身体(body)-心灵(mind)-精神(spirit)-社会(society)-历史(history)的综合体。一般来说,这种自身关系的负的相互性,有其原生家庭的因素,也有教育体制以及制度性、文化性和历史性的因素,但它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即是由我们的儒家传统(“克己复礼”)及后来的体制对于个人之自发性与自主性的压制、规训和异化造成的,说白了,就是“不把人当人”。

谭嗣同曾喊出“冲决网罗”(the Matrix),但百年后,我们发现自己在一个更大的网罗之中,不仅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权力结构,还是舶来的全球化的资本结构,可以说我们面临的这种自身关系的负的相互性是前所未有的,例如普遍的焦虑状态,群体关系的负的相互性也是前所未有的,例如歧视链文化,疫苗之恶以及诸多生命中难以承受之恶,便是其层层迭代、恶性循环的产物。

我相信,就像其他很多公共事件一样,舆论过后,一切只会照旧,时间并没有开始,但是,这并表示我们的情绪、愤怒和反思就真的毫无效果,总有一天它会积累到产生自身的沙堆效应(sandpile effect)。

所以,作为一位深爱自己女儿的父亲,为了女儿的未来,为了我自己的尊严,我不会做一个旁观者。如果我们想改变自遭和周遭的不幸状况,那我们最需要改变的就是我们与自身的关系(负的相互性),重思和重建我们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认同,我认为,除此别无改变的途径。那么,反思性和哲学性的写作就是最大的行动和博弈,至少这是一种最低限度上的自我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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