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看到，腾讯科技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阿里巴巴集团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马云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计划9月10日辞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职务，但仍将在阿里巴巴董事会担职，并继续指导公司的管理。

 

我在朋友圈转了这则报道，并眼睁睁看着它刷了个孔雀开屏。不过，我关心的点其实不是马云先生的商人命运或者说“商业生命”或阿里巴巴的股价跌涨问题，而是那些管马云叫“马爸爸”的马云的“子女”们心中是何滋味，以及考虑的是，我两个月前就计划要写的一篇文章——“马爸爸”现象学——再不写恐怕就得胎死腹中了。

 

对于这个现象，我是后知后觉的，直到两个多月前，我才在朋友圈和一些文章中，莫名其妙地看到让我极为反胃的“马爸爸”这种称呼，我搜了一下才知道，这种叫法从两三年前就开始蔓延了。我的第一反应是：

 

贱，就一个字，而且，与前两年管人家王健林先生叫“国民公公”、管他的儿子叫“国民老公”相比，更是贱上开花。不过，假如我只是把“反应回路”仅仅停留在这种生理反射和情绪反应的层次上，那我也就配不上被朋友们戏称的“哲学家”称呼了——虽然“哲学家”也不是什么好词儿且我一项对此也不认同。

 

我不愿用任何简单和固化的标签将我这“个人”进行归类，而且，目前的各种既有的类目和标签——除了了“人”类这个类——事实上也不可能再将我“归类”了，至少我可以很有底气地说，我一直在为了不只是活成一个统计数字而努力奋斗。

 

一旦我们不再臣服于社会中流行的各种分类和归类法，一旦我们不再沉溺于生理和情绪的低阶回路，我们就会“看见”更加丰富和深刻的世界。世界的确很大，但不是不付出任何认知成本和社交代价就能“想看就看”的，这里所指的成本和代价就是敢不敢花上——其实是赌上——“十年磨一剑”的精进工夫。

 

我记得多年前，财富杂志（Fortune）上有一篇文章《Secrets of Greatness》，讲的是，那些世界级的大师在各自的领域都下过至少是连续“十年”（the ten-year rule）的“精进工夫”（deliberate practice）。

 

柏拉图说过，“知识是一种勇气”，还说过，“耐心是一切聪明才智的基础”。所有的有意义的“成功”，除了天赋，都离不开勇气和耐心，以及或多或少的运气，老话讲“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啊，真是一点儿没说错。

 

但我们都知道，流行的观念形态恰恰是与此相反的“投机取巧”与“多快好省”，太多的女人想的是“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她们的“梦”里都是王健林和王思聪，太多的男人想的是“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他们的“梦”里还是“升官发财包N奶”的旧把戏。

 

除了对这些一厢情愿的“媳妇”与“子女”们啐上一口——贱！我心中更多的还是同情和怜悯。这些人必须为自身的贱承担责任，但是，我们也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四十年来‘家国’”的全面投射——一种结构性的家族化与父权化的传统复辟，这意味着百年来的“革命”目标——朝向公平与平等的现代化转型（“初心”？）——依然是“尚未成功”，“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BTW，杜甫穷忙了，李煜会火吗？

 

我相信，对大家来说，这种感受是系统的和全面的，但要进行逻辑上合格的论证，既很麻烦，也不容易，但从反面论证的话，就简单得多，即，文明的转型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方向一旦迷失，复辟便是不可避免的。当在说“不忘初心”的时候，显然是“有的人”（这样的人究竟有多少，可以讨论）已经忘掉了“初心”。

 

例如，插入的图文是北大附中的一位教师写下的切身感受：“校园是一个棱镜，折射的是最真实、最底层的社会现实。最突出的就是家庭资本差异（贫富差距）带来的教育不平等”。

 

社会“降级”至这样的局面，尽管可以说“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但就责任的权重来说，显然是大不相同，就如人们常说的，“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在此，我不想去谈宏观的大结构（国）上的责任问题，而想说的是微观的小结构（家）中的责任问题——即“父亲”的角色和责任问题。

 

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但我们同时也知道，一个人的“身”首先是受之父母，“子不教，父之过”，而且，我们如今也了解了“原生家庭”的概念，父亲的角色在一个人的修身和立命中承担着决定性的责任。

 

但是，一个典型的家族化和父权化的社会的吊诡在于，它恰恰会造成"父亲"的缺位（absence），因为，一方面，父权是一种权力与控制的否定性范畴，父亲是一种爱与关怀的肯定性范畴，二者是对立的；

 

另一方面，父亲们为了在这种权力主义秩序中获取社会地位（这也是养家糊口的需要），也不得不忙于各种实际上并不是必须的应酬，因而既无暇顾及子女的教养，也无心以一种不同于自己的父辈们的方式来反思和新建“父亲”的角色了，例如现在流行的一个说法——“丧父式教育”。

 

而且，还几乎不可避免地将那种父权式的意识型投射为整个家庭和孩子的神经结构，据说，教师（尤其是中学教师）与医生家庭长大的孩子的自杀率相对较高，正是由于这两个领域中的工作者被隐含于其中的权力结构所同化进而又投射到孩子身上的结果。

 

姜文说，不被父母肯定的人都不自信。我们可以进一步说，不自信的人往往会依赖（却不信赖）于一个外在的对象，来填补自身内心深处的空缺与匮乏，其极端形式便是“认‘权’或‘钱’或‘神’作父”。这种人会因不“自信”，既不可能自爱，也不可能爱人，只可能是自我中心主义式的“自恋”。

 

例如，《三国演义》中的吕布形象，《射雕英雄传》中的杨康形象，以及如今的认马云作“爸爸”的一厢情愿的“子女”们，或如一些正教或邪教中的信徒们，以某某“神”或宗教领袖为“天父”。

 

而这在精神分析学看来，实际上又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弑父，对自己的出身（血统）的力比多式不满和永恒的自我冲突，姜文的电影《邪不压正》中的朱潜龙与李天然，与其说是战乱年代（礼崩乐坏）的两类人物，不如说是一位典型的弑父者的精神中的两种相互冲突的人格，而这两种人格“邪不压正”的终极力量却是来自于作为异性的她者之爱——既有形而下（肉欲）的、又有形而上（灵欲）的。那么，这样的人格也必然会因扭曲与分裂而缺乏整合性力量，而造成内在的懦弱、软弱和冷漠甚至是凶残，不可能在根底上建立起主体性和自我认同。而这样的人格，显然是不可能具备我们刚才所说的勇气和耐心，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天赋用来“投机”和“拉关系”或“攀亲戚”，“国民公公/老公”和“马爸爸”的现象，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语境和异化人格中涌现的。

 

父亲缺位所造成的心灵创伤和社会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且系统性的，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想——一个人居然可以“弑父”、可以不“自信”、可以“仇恨”自身那还有什么不可“弑”、不“可疑”、不可“仇恨”呢？

 

我们知道，春秋时代被称为“礼崩乐坏”，其一个典型特征就是“臣弑君，子弑父”。反过来讲，假如一个时代出现普遍的“弑父”现象或情结（症候），那是不是在隐喻这个时代出现了“礼崩乐坏”（疾病）呢？

 

不过，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一个世界景象。国际体育联盟的负责人、南非人卡西·卡斯滕斯（Cassie Carstens）在其著作《世界需要父亲》中说：

 

父亲缺失是一股巨大邪恶力量，是撒旦一个牢固的堡垒，可能没有更甚；……很多国家社会问题令人堪忧，其原因是父亲缺失，这是一个诅咒。……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必须得到复兴，才能振兴国家。只有父亲回归本位，在家庭中履行父责，社会问题才会得到解决。

 

近年来，卡西关切全球普遍存在的“无父亲人群”，并开始了一项被称为“世界需要父亲”的运动，并出版了同名书籍。这本书中提到了父亲参与研究联盟（FIRA）2007年发布了一份报告，得出非常明确的结论：

 

有父亲陪伴长大的孩子，相比父亲缺位的孩子，在社交、情感、认知和身体健康上都更胜一筹。

 

《纽约时报》的报道特别提及，9月10日具有双重含义，既是马云的生日，也是中国的教师节。马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会把更多的时间和财富投入到教育事业”。阿里巴巴集团在一份声明中也表示，“不管是在社会公益还是在阿里巴巴，马云天天都在做老师，也天天梦想着再去做老师”。

 

若是真心做教育，那当然是好事。不过，我倒是希望或建议马云先生，在投入到教育事业的“更多的时间和财富”中分出哪怕一点点份额，来关心一下我们这个时代的父亲缺位问题，以及推动一下“今天，我们如何做父亲”之类的反思和讨论，最好是能够发起一个像“世界需要父亲”运动那样的“父亲回归家庭”的运动，或许如此才不枉那些可怜的“儿女”们叫“马爸爸”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