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大家会和我一样相信，不管世事如何变迁，也不管时代如何轮换，每一代人都应该有自由过上比上一代人更好的生活，每一代人都有责任交给下一代人更好的世界，否则，我们这一代人就会如行尸走肉一般，在子孙面前毫无尊严可言，既不会有存在感，更谈不上历史感。

那么，为了避免这种可鄙的命运，为了给自己的尊严一个交代，我们每个人就必须认真地「干」点什么、像样地「搞」点「重要的事情」，没有什么借口可找了，也不会有什么遁路可寻。

但是，「重要的事情」，若是描述不准(由此可导向观察者效应），说多少遍也无效，若是所托非人(由此可导向委托-代理问题)，说多少遍也没用，而且，后果可能很严重，甚至关乎自家之命运终究是悲剧，是喜剧，还是闹剧。

所以，在「撸起袖子」之前，在卯足「洪荒之力」之时，有必要先翻越「画地为牢」的物理之墙与「自以为是」的心理之墙，尽最大可能地利用「人类文明的一切智识成果」尽最大可能地「想」清楚，什么才是自己人生中真正「重要的事情」？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美好生活」？如何才能拥有免于被误导、尤其是免于被「自由」误导的自由？

因为，我们都知道，盲目乃至野蛮的「实干」，比「空谈」后果更严重，在这方面，历史与现实一再地给了我们「血的教训」，例如，我们这个民族的日常生活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摸着石头过河」的「GDP是硬道理」与「闷声发大财」中被房价所劫持、被污染所损害、被腐败所绑架，我们每个人都被这个「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之后「不知如何是好」的离心化、分裂化和平行化的时代给深度地蒙圈、折叠和软埋了，认知错乱，心理冷漠，精神空虚，言行恣意，进退失据，左右互搏，上下交困，身心在「丧」化，绝望在循环，有人疑似把「复兴」搞成了「复辟」，夜有人疑似把「复辟」化装为「复兴」……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盼望一个「新时代」，但是，除非能够「灵魂深处闹自我革命」、「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旧)时代」，否则，没有人能够走得进承诺了伟大梦想的「新时代」。

盲目或野蛮，在本质上来说，是方向的迷失与远见的丧失，进一步来讲则是根源于由哲学的「已死」与理论的僵化所导致的「思想的贫困」。正如哲学家怀特海所说「最抽象的东西是解决现实问题最有力的武器」，理论已经不再是我们愿不愿和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一个我们已然生活于一个理论化的世界而现如今必须建构什么样的「新理论」以超越「旧理论」的问题。公允地说，这并非是中国独有的特色景观，单边全球化也就是西方化(英美化)的全球同此凉热也。

从社会心理的角度而言，如果说中国人陷入了儒家文化观念的自家(-自私)主义公地悲剧，那西方人则是陷入了(新)自由主义观念的自我(-自恋)主义虚无深渊，也就是一种全球性的「公德」(公共性)沦丧和文明危机，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的确是问题最严重的，「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想「邯郸学步」结果却是「失了故步」，想「中(伦理)西(逻辑)合璧」结果却是「中(特权)西(资本)合弊」。

「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这个问题重重与危机十伏的世界表明，历史并未终结也不会终结，「终结」的只是「历史终结论」，「终结」的只是「西方中心主义」，当前「文明冲突」与「多元爆裂」的全球化危机恰恰正是根源于至少是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错把「之一」当作「唯一」的西方中心主义(Westernism)或灯塔主义(Beaconism)，不过，更为深层的根源则是西方自古希腊柏拉图哲学「两个世界」理念以降的「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及其自我神化的绝对主义理性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部分被西方同化部分被西方压抑的)东方或者说中国就会自动「取而代之」，而只能是说，这的确是空出了一个「有德(主体性)者居之」的位置和机会。那么，我们「这届人民」当如何处之呢？

人们常说，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也有人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当这对儿在形式上二律背反的命题在现实生活中都能得到有效辩护(justified)的时候，我们也就可以说，这样的社会已经或正在陷入一个如咬尾蛇般自我返身(self-reference)、自我同一与自我吞噬的平庸循环，即如希腊神话中的普罗克鲁斯特斯之床(Procrustean bed)或电影《黑客帝国》里的矩阵/网罗(the Matrix)亦或阿伦特所说的恶之平庸性(banality of evil)之隐喻。「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庄子·缮性》)，这种平庸循环以消耗人们的生命活力为代价而得以不断实现自身的再生产，所有以“科学”的名义不加批判地进行的计量经济学、量化统计学、大数据算法以及人工智能(AI)等量化主义也即机器主义的进路只会加剧而不是颠覆这种悲剧命运。

「你以为你是在搞事情，其实你是在被事情搞」。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你我他/她所无处可逃的生存处境，每个人的心智就是被这样的平庸循环给塑造出来的。那么，尼采所说的「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的完整含义就变成了「被时代塑造出来的携带着平庸循环之惯性的自我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平庸循环的时代」，这是一种可以叫作自我革命悖论(paradox of self-revolution)或者说主体性悖论(paradox of subjectness)的艰难处境，境况确实足够“丧”，但尚不足以让人绝望，悖论并非绝对不可克服。

我们可以确信的是，自然憎恶「平庸」(自相同)，因为平庸循环本身并不稳定，也不持久，更不「美好」，演化所依赖的必定是非凡循环(自相似)，即一个绵延不断地超限(越界或跨类)、升维和进阶的进程。绝望的尽头是希望，平庸的极限是非凡，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在全球范围内，一场以克里斯玛型(Charisma)政治强人为标志的「冲决既得利益之网罗」的新政治运动已然在进行之中了，但是，如果缺乏一场与之相配合的能够从根底处反思和批判陈旧的认识论及其知识型从而得以「走出文化惯习之迷宫」与「提醒人心，重建伦理，再造文明」的新哲学运动，那看上去可能会波澜壮阔的所谓「新政治运动」到头来必定会因遭遇自我革命悖论或者说主体性悖论而仍旧只是一场平庸循环的南柯一梦而已。

「功夫在诗外」，政治问题的解决之道必定是在政治之外，所有的政治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思想问题。这个失世界不仅亟需新型政治家以满足新型的组织机制和运作程序之需要，更加亟需新型哲学家以满足新型的理论范式和生活方式之需要。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当今全球新型领导力的核心使命无非就是引领人们冲出平庸循环的「网罗」(Matrix)和「迷宫」(Maze)而缔造非凡循环的「美好新世界」，它所必需的是一种能够对人类的精神、文化和制度的深层结构「破旧立新」的人性洞察力、未来想象力、思想创新力、政治动员力和秩序重构力。

毋庸置疑，我们已经身处于人类文明的一个大拐点时代，或者说新轴心时代(new axial age)，也就是说，以什么价值来作为新的轴心、以什么理论来作为新的规范来重建、组织和运转我们的人类文明和未来，以给我们的子孙和我们自身的尊严一个像样的交代，这是我们面临的最为必要、重要和紧迫的事情。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勇敢的灵魂在黑夜里站出来，在这样的一个至暗时刻，在这样的一个危机关头，挺膺负责的「高调」总是比明哲保身的「低调」更符合人道原则。所以，关于这个「大问题」，我没有理由不写下自己十年来的思考与心得，与每一位在乎自己的尊严、关心家人之命运的朋友们分享：

这是一张辨明「所有可能的未来中最好的未来」的心智地图，一种破解自我革命悖论从而得以向非凡循环飞跃的行动指南，我把它命名为「未来之辩」——为辨而辩，由辩致辨，「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墨子·经说下》)，根于中国，也面向全球，是跨地域的，是跨文化的，也是跨世代的，与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每个人都有关系。

可是，我即将写出来的内容之价值是否配得上有耐心读完的朋友们所花的阅读时间之价值呢？

尽管我知道我应该谦虚地说，这得交给有耐心读完拙文的朋友们自行判断，甚至应该免责地说，「阅读即翻译，读者自加戏」，每位读者都会自带经验、立场与视角，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哈姆雷特，但是，我宁愿用斯宾格勒于1921年12月在其《西方的没落》引介中的一句话来作为我的回答——「只要这观念为人了解以后，便无人能够反对」。

我之所以有底气这么说，并不是由于我的确是下过一番苦工夫(这充其量只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而是缘于我使用了正确的方法，也就是公理化方法(axiomatic method)，通俗一点地说法即是「第一原理思维」(first principle thinking)，只要你接受我所提出的假设(前提)，就必须接受由它所无谬地导出的逻辑推论，而这个假设又是如此基本、简明和「众所周知」，必定能够得到人们的理解、公认和接受。但是，为了把这件事情搞得更好玩儿一点，我所能想到的办法是，我只在这篇文章中写出假设，然后，邀请大家一起来演绎出一个理论体系(心智地图)——未来之辩，一起灵魂深处闹自我革命，一起创造一个美好未来。

曾经有人宣扬所谓的「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但在我看来，那只是要么方法不对，要么工夫不到，或兼而有之。只要身心尚能自理，谁在面对关乎自身和家人尤其是孩子之命运的不确定未来时会不「醒来」呢？谁不想更加清醒、更加明智和更加愉悦地自由主宰自己的命运与未来呢？当然了，我们千万不能急于求成，耐心是必须的，正如柏拉图所说「耐心是一切聪明才智的基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