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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说“儒家”的时候究竟在说什么?

要想真正理解当下中国,就不得不了解中国的历史,而历史不止是一连串事件,更是其背后的文化及其文化建构,那么,自然是绕不过儒家文化,我们中国人的精神结构就是从儒家文化土壤里长出来的,即便是在今天仍然如此,「五四」以来的「反儒家」实际上并未取得成功,改革开放以来的「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意味着儒家文化的「满血复活」,殊不知今天正在复辟的「帝王将相」思想,正是新文化运动所批判的东西。那么,我们该如何认清「儒家」呢?

社会学之父法国人奥古斯特·孔德说过「没有形状的一堆事件被不恰当地称作历史」,或如围棋语「没有整体的局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那么,我们要做到就应该是能够对「儒家」有一种「结构性理解」。我所能想到的一个办法就是,先发现它的边界,再摸清它的意图(逻辑)。而要想发现一种思想的边界在哪儿,最一目了然的办法就是看看它在反对什么。那么,儒家的「圣人」孔子在反对什么和「亚圣」孟子在反对什么就会自动进入我们的视野了:

《论语·八佾》中记载了孔子之「怒」: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孟子·滕文公下》中记载了孟子之「骂」:

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

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

显然,孔子反对的是「以下犯上」的僭越行为,是对等级体系的保守,孟子反对的是「为我」和「兼爱」,是对家族体系的保守,他们意在维护的是周礼之以「家天下」为轴心的「以下尊上」、「君臣父子」的宗族等级体系,而周礼是周公「制礼作乐」的建制化成果。正如孔子所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如果说儒家文化是河流,那么周礼就是河床,河流的漩涡和流向由河床决定而不是相反。

那么,我们就不难明白,所谓的儒家文化无非是一种先有制度事实然后才有的特设性而非普遍性的文化建构或者说「文化化」,也即一种文化合理化或者说意识形态化,而这种「文化化」在两千多年的治乱循环和修修补补中逐渐地内化为中国人的心智而成了「(主流)传统文化」或者说「国民性」,并不断生成和塑造着今天的制度事实,其演化箭头如下:

周礼:制度事实➞文化化   ⤑⤑(修修补补)⤑⤑ 文化➞制度事实

如果以上推演还不够有说服力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从孔子的核心价值观——「仁」再来推演一遍。

孔子的「仁」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继续以记录孔子思想的《论语》为据来分析一下: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

孔子的学生有子曰:

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

那么,什么又是「孝悌」呢?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於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

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里仁》);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

这样子貌似令人眼花缭乱且很有点绕,那我们再画一下示意箭头:

「克己复礼为仁」 ➞ 「仁之本,孝悌也」➞ 「孝悌者,无违」 ➞ 「无违,即生、死、祭以礼」

我们不难发现,在孔子的思想脉络中,以「仁」起,以「礼」归,「仁」为表,「礼」为里,「己(人)」从属于「仁」,「仁」从属于「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孔子援「仁」(文化)入「礼」(制度),相当于是给「礼」与「己」之间做了一次搭桥,力图将周公之礼由外在刚性威严「创造性转化」为人之内在的孝忠尊崇,或者说,藉由「仁」这个中介,「礼」就变成了「人」的内在规定性,「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冠义》,西汉时编定)。经过周公的「制礼作乐」和孔子的「援仁入礼」,作为儒家文化之基本结构的周孔体制就这么底定了,后世儒者的工作也就只是一些添砖加瓦和修修补补了。那么,它的文化后果是什么呢?

明朝末年的耿定理在穷思「四书」「五经」后豁然贯通:「确认儒家的仁就是无我主义,孔曰成仁就是把自我化为虚无」(黄仁宇,《万历十五年》),鲁迅也借狂人之口说出了「吃人的礼教」。

孔子推崇周礼却并没有像几乎同一时期的爱追根究底的古希腊人苏格拉底那样去追问周礼本身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合乎正义,这就等于是不假思索地将「礼」(人为秩序)等价于「道」(自然秩序),其直接后果就是,当他面对春秋时代的「礼崩乐坏」之时,只会条件反射地从现象而不是从本质出发去思考应对之策,这种反应模式实际上我们并不陌生:当小孩哭闹的时候,不(想)去问为什么哭,就直接要小孩「听话」,当社会不和谐的时候,不(准)去问背后的原因,而是直接要呼吁「和谐」,当发展很野蛮的时候,不(准)去探究内在的根源,而是简单地倡导「科学发展」,这注定会是一种不仅无效而且有毒的思维方式。所以,当今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知识不是「学」而是「问」,最重要的行动是苏醒我们天生的好奇心与探究欲,我们不能再让这种有毒思维继续流传了。那么,我们就不得不继续深入到「殷周之变」中去一探「周礼」本身之究竟。

实际上,我多年以来一直有一个观点:如果想认清辛亥革命以来的当今这个时代,至少要回溯到殷周之变,或者说要想搞清楚儒家是什么回事,至少要回溯到殷周之变。

正如王国维先生曾指出过「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制度论》),如果说孔子及其后儒所所修补的只是作为一种文化的儒家的话,那么,周公建立的却是作为一种制度的儒家,而这才是儒家传统的深层结构,即周王朝之统治的家族化、建制化和体系化:

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荀子·儒效》)

自此,殷朝的「部落邦盟」一举转变为了周朝的「家族封建」,如长期从事西周时期考古和历史研究的学者李峰教授之评断「认为商代国家是由这些起初独立的族群组成,在商王「霸权的」权力组织下成为一个松散的联盟这个看法应该是正确的」(《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天下变成了几乎完全由姬姓家族及其姻亲担任管理层的「家族企业」: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

这是从一种由「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治理到「自上而下」的单向治理的性质之变,后来由秦朝开启的由「封建」到「郡县」的转变也只是从一种「自上而下」转为另一种「自上而下」罢了。周人分封同姓和亲戚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如《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所说:「扞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

周王朝「家族企业」的组织原则是「尊尊」和「亲亲」,而「尊」的确立原则是嫡长子制,后人概括为「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那实际上,所「尊」的「嫡长子」实际上仍然是「亲」,所以,「尊尊」从属于「亲亲」,或者说,只是「亲亲」的一个子集,「尊尊」与「亲亲」也便可以合并为「尊亲」。周朝之所以不「尊贤」,是汲取前朝教训要息争,因为「贤」是由人定的,免不了主观性,而一旦主观就免不了纷争,而嫡长之序是由天定的,代表着一种客观性秩序,谁也没话说,即便心中有不服,一般也会归咎于「天命」而非「人心」。

从历史与现实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凡是涉及到在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和利益之分配的机制实际上都是在朝着一种客观化的方向演进,后来的科举制度以及今天全球通行的绩效考核(KPI)体系莫不如此。现代心理学研究也发现,人对自己和对别人的评价往往失之主观,常有很大偏差:既高估自己,又低估别人,这被称为邓宁-克鲁格效应(Dunning-Kruger effect),又简称达克效应(D-K effect)。

我们知道,人皆求认同,被压抑的「不服」是根本性的,不仅不会简单地消失,而且会一直在积累,甚至可以代际传递,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权威资源耗散(气数已尽)以及赖以分封的资源越来越捉襟见肘的时候,「尊亲」而不是「尊贤」所埋下的矛盾可能就会一触即发为冲突了,这也即是宗法体系必然会在周王朝的后期崩溃的根本原因,如《卫灵公》所记述的「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其政治后果在《史记》中有所记载,「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但如易经《文言传》所分析的「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我们根据前面的分析已经看到,祸患的种子实际上在周公制礼之初就种下了。

这当然不是由于周公有多「傻」,而是因为这是「家天下」的内在悖论,要想搞「家天下」,就不得不「嫡长子制」。那么,在默认设定家天下嫡长子制这个前提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搞「选贤与能」呢?答案是否定的,用今天的经济学中的术语来说,就会面临委托代理问题。实际上,齐国与鲁国各自的命运也生动地表明了「举贤」与「亲亲」的不同后果。

《吕氏春秋·长见》有记载:

吕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者甚相善也。

相谓曰:何以治国?

太公望曰:尊贤上功。

周公旦曰:亲亲上恩。

太公望曰:鲁自此削矣。

周公旦曰:鲁虽削,有齐者亦必非吕氏也。

果不其然,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鲁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显然,此种境况对中国的历代统治者来说是一件左右两难的选择,结果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因为「亲亲」虽必导致自弱,但不过是癣疥之患,而「尊贤」却会导致失国,这属于心腹之患。后来的事实也表明:中国后来的历史尤其是秦汉之后走的是一条更加「亲亲」的自我削弱道路,以至于一直在周公所画的「家族圈」里打转转,即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同心圆」和「差序格局」,而且,在由皇权所不断施行的「削藩」与「分家」之策下,「家族圈」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弱,直到辛亥革命时期的「一盘散沙」与毛泽东的「组织起来」。

「义」的本意是说「宜也,尊贤为大」,「贤者」实际上可以视为是真理在人间的一个接口,却在根本上不容于家天下的「尊亲」逻辑(中国式逻辑的起源),抑「贤」、排「贤」甚至杀「贤」的「亲亲(相隐)」自然就会造成对人类文明之「义」(正义、真理和逻辑)的维度的扭曲甚至排除,而顶多只会留下一个「义」的文字空壳而已,这对中国人的精神、文化和民族性造成了且今天仍在继续造成着无可估量且难以治愈的文明创伤。

尽管自辛亥革命以来,孙中山喊出了「天下为公」开启了艰难的文明再造之旅,中国共产党也建立了「主权在民」的立国原则,但是,中国人在骨子里却仍然还是「天下为私」的,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推动的「一大二公」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真正动摇这一代代相袭的人格结构,而且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因为不管是「革命」、「运动」或「改革」,实际的执行者或操作者仍然是「思维错乱」、「表里不一」、「各扫门前雪」的儒家(自家主义)人格,「反正是公家的,不拿白不拿,不用白不用,不收白不收,不贪白不贪」,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命名为中国的「现代转型悖论」,而中国的「现代转型」与「文明再造」,无非就是从这种「家天下」精神向「公天下」精神的转型与再造。

说到这儿,这段极简中国精神史已经接近尾声了,但并没有完,我们还需要补上重要一环,即由「家天下」所内生出的「现代转型悖论」还勾连着中国精神史上的另一个悖论——「汤武革命悖论」,即革命者在得天下之后旋即成为潜在革命的对象,革命者在马上得天下后,首要的焦虑便是担心出现新的革命而被取而代之。那么,他们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维稳」,「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权力在自家孩子手上最放心」,于是「家天下」便成了顺理成章的逻辑。儒家文化所推崇的「亲亲」原则显然是缘起于周朝建立之初的维稳考虑,自然也就在本质上成了最有利于家天下皇权的思想维稳工具,汉武帝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无非是「汤武革命悖论」的题中应有之义罢了。

我们知道,汤武革命悖论又是缘起于夏朝的建立,大禹的儿子启从禹所立益的手中以武力夺过了统治权,把最高领导权的「禅让」原则颠覆为「世袭」原则,「天下为公」突变为「天下为私」,由此打开了中国历史的潘多拉魔盒,经过周孔体制以及历代王朝的修补和雕琢,这种「家天下」体制逐渐变成了中国人的精神和人格。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百年来的转型如此之难的结构性原因,转型之难难在文化再造,而文化再造又离不开新理论、新思想和新精神的范式性创造。

当下的中国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喊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但坦率地讲,这些排列组合的战略部署要想真正发挥效力,还差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即中国人的精神再造,也就是公共性(公德)的重建,否则,发展得再快也逃不出「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领导化,领导利益家族化,家族利益海外化」的后果。

实际上,这并不仅仅是中国的挑战,也是整个世界的挑战。西方的自由主义及其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带来的最大后果就是对公共性摧毁,这也是作为公共性之再生产的「民族国家」重新得到重视以及民族主义情绪会高涨的根本原因。公共性通俗地来说,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其实也就是一种道德性和未来性。目前,公共性的重建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相当紧迫的问题了,而且至今在理论和思想上却悬而未决。那么,我们从哪里去寻找思路和资源呢?

有不少人把目光重新投向宗教和神学,但是,如果它们能够为这个世界提供良方的话,这个世界就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毕竟它们都存在了至少上千年了啊。实际上,任何单一的学说或宗教都不可能为当今的世界提供正确的药方。我们必须寻找某种创造性组合。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我们把儒家文化中的「家庭」概念、自由主义中的「个体」概念和马克思主义中的「共产主义」概念,那么,我们是否能够把它们连成一个有机的、自洽的理论体系呢?

当然了,我们在当今这个崇尚自由的时代,这个「家」首先是「夫妻之家」而不是「父子之家」,其实,这并非今天的新观念,我们可以在郭店竹简《六德》中看到这样的叙事:「生民斯必有夫妇、父子、君臣,此六位也」,「夫妇」在六位中是居首的。我们都懂得,真正幸福的「夫妻之家」必须以个体性的自由、平等和爱的原则构建起来,同时需要必要的财产以保证生存和发展。

我们都明白,夫妻关系只能是一种非血缘的二人关系,她或他来自于或近或远的陌生人(他者),夫妻中的自我与他者因相遇而结缘。人在爱中并不是自私的,而是处在一种利己与利他/她的兼顾状态,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会牺牲自己而利他/她。这种爱意满满的夫妻关系之理想概念实际上已经冲破东方的自家主义与西方的自由主义共同隐含的「自私人性」预设,如阿兰·巴迪欧所说的,夫妻关系是最小的共产主义单位。当夫妻有了小孩后,二人关系也就变成了三人关系,既有同代的夫妻之爱,又有代际的亲子之爱,在爱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不仅更健康,而且长大后更能拒绝作恶。

但是,如果夫妻双方或一方面临着财产或精神上的自由或平等的匮乏,那爱的质量必定是受损的,甚至是病态的,这种扭曲甚至病态也会传递到小孩身上,当小孩长大成人后,又会伤害到相遇的陌生人,甚至组建家庭后所生养的后代。那么,我们可以在逻辑上推演出,人类为了能够更好地爱和拥有更高质量的爱,有必要也有可能不断地促进自由和平等在横向上和纵向上更广泛地惠及所有的人,不仅考虑当代人的福祉,也兼顾着后代人的福祉。

那么,这在逻辑上就自动产生出习近平主席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不仅是如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原则中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且更重要的是「每个人的爱是一切人的爱的条件」,只有在人类这样的精神结构和命运共同体中,「尊贤」与「尊亲」的内在矛盾才有可能得以化解,人类的领导力和创造力才能得到最大可能的迸发。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爱是由「私」到「公」、由「自我」到「他者」目前可见的唯一桥梁,也是精神再造和公共性的核心源泉,更是中国人与人之间弥合「断桥」、走出精神危机的有效解药。如果没有了爱,人类也就没了未来,可叹可悲的是它被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抛弃得太久了。我们需要由思想和理论催生出新的精神,而由新的精神催生出新的生活和政治,其思想和现实的双向运动箭头如下:

思想(理论)⇄精神⇄文化⇄生活⇄政治

老子讲过「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在最艰绝的苦难中可以产生最伟大的升华。在我们的人性升华到高阶之后,反过来再看儒家、再看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史,也许我们就有了一种「同情之理解」,它在今天仍然以一种悖反的方式在刺激我们的精神重生,因为,除非如此,我们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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