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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知与谎言:以知识的名义,行权力的逻辑

近期,反对性骚扰的野火,烧到了公知圈,抖落出一地鸡毛。鸡毛之上,又催生了女公知刘瑜疑似为公知打掩护的文章。 所谓公知,即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系媒体于2004年打造的一个传媒概念,试图通过包装一部分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来引导舆论,影响某些重大事件的舆论走向。按照南方系对公知的包装性定义,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公知,需要具备三个要素:具备超出公众的知识;勇于参与公共事务;敢于批判和担当。

但十年过去,曾经引领风骚的公知皆被雨打风吹去。媒体承认:“公知”已经和“砖家”、“叫兽”一样,是骂人的词了。公知在当下存在的意义以及扮演的角色究竟是什么呢? 日前,多维新闻专访了资深媒体人,独立评论人韩十洲,他致力于中国社会转型和公共传播研究。作有《中国从何处来》、《中国人的活法》和《中国怎么办》等长文。

多维 现在社会中的存在很多“大V”以及的“公知”这样的说法。大V本身指的是很多粉丝的人,公知则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他们一个代表了话语权,一个代表了学识,本来应该是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但如今,公知已经不再是高贵的词语,公知们相互攻击和谩骂甚至被曝光出很多令人不齿的事件,“公知”的存在在当代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我们又该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公知呢?

韩十洲 公知的存在很难简单的说好或者坏。它作为一种现象存在有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个社会目前的存在状况就像政府所呼吁的——对公平正义的呼唤。现在这一块的东西是比较缺失或者相对匮乏的,那样的话就需要有一种补偿出现。

以传统的概念来讲的话相当于过去“侠”的概念,尤其是在公知出现早期,大家对他们有侠客式的想象或者期待,一些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确也在推动一些公共事件,推动一些维权,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利益受到损害的人,得到了相应的权利的救济。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做的还是应该肯定的。

但是事情总有另外一面,在这个过程之中,公知们形成了一个话术空间,他们获得了各自的名气和话语权,也产生了相应的利益和变现冲动。这也就进一步吸引一些人进场,参与到公共舆论场之中,想博得一个公知的名头和身份,鱼龙混杂的情况不可避免。这样的话会造成很多问题,这几年来,暴露的也比较明显。

我们的理想目标应该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能力,不依赖这些公知提供意见,当然他们能够提供好的认识和意见是最好的。我们每个人自身怎么对待我们自身的命运,我们怎么在这个不确定性加剧的时代去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最重要的。

多维 你提到公知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大家对他们的期待都很高,把他们赋予了侠客的意味。但是十年间的时间,当前公知已污秽不堪,连“公知”之名亦成了耻辱象征。真正有知识文化的公知在这股浪潮中只能噤言并进行反思。“公知”一词被污名化,驱使这个过程的原因是什么呢?

韩十洲 污名化可能有,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性质,就是“臭名化”。这里面有可能是政治和其他的力量,给他们造成一些污名,不排除这么一种力量存在。  但是同时也要从自身找原因,他们的确没有达到这个现实所形成的期待,慢慢的他们自身上很多的问题暴露出来。比如说,他们在公共领域对公共议题讨论,这种发声往往有一个套路,他们会沿用那些“普世价值”的话语,宪政、民主、自由……

但是你搬到中国文化中来,首先要进行一种对接和转化,它毕竟和传统、人们的公共意识水平有一些差距。应该有一部分人去积极的做这方面的翻译,或者普及的工作。或者说把这些概念融入到我们的文化之中,或者对我们的文化改造,我没看到有明确的朝这方面努力做的。

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什么?他们在利用这套话语来进行话语权的争夺,这个话语权的争夺就是以知识的名义,行权力的逻辑。他们自身的地位,名声,粉丝,包括此后的一些专栏、出版等变现方式,都会紧跟着来了。这并不是恶意对他们揣测,这是事实的过程。

多维 中国很多的公知是把西方普世价值拿到中国本土化的时候出现了问题,这个可以是公知的局限性。但一个没有“公知”的社会一定是一个已经令所有人绝望的社会,现在社会上公知的进步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韩十洲 有一些人的确在一些公共事件中,推动事情的公开化和透明化。一些权利的主张,对人们的意识提升还是有作用的,这是要肯定的。但是,他们的价值可能仅仅就在于此。

而我们还要看到他所造成的负面效应,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简单粗暴,把很多本来可以深入细化讨论的空间,反而压缩下去了,而使人们的注意力没有真正的深入到现实和更复杂的场景。《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针对公知的言论有他一定的合理性,他强调“复杂中国”的概念,的确有被这些自由派公知所忽视的中国的这种历史性或复杂性。 但是我也不同意胡锡进的一些观点,他在强调这种“复杂性”的时候,同时却又把现实“合理化”了,这种辩护的意识过于强,这也是我不同意他的地方。

多维 胡锡进的理论,他更多的是赋予公知一种对中国社会的批判性,现在中国的公知除了对中国建设进行批判还有哪些角色可以完成?

韩十洲 从公民社会这个概念来讲的话,这也是公知所造成的一种负面效应。他们基本上把公民社会建构成一种对抗性的想象。公知们所造成的这种现实张力,反而导致了政治力量对他们的压制,反而公民社会这个概念成了敏感词。其实它同时压缩了建设性公民社会的力量和这种潜在可能性。 什么样才是建设性的公民社会的概念?其实就是既要吸收胡锡进所讲的那种复杂性,我们要充分的认识到这一点,要有耐心充分的认知到它的复杂性,改变的艰巨性。我们要做好真正的这种观念和价值的启蒙。我说的启蒙不是说公知意义上的启蒙,而是说真正的推动我们这种公民意识,同时建设一种对复杂性本身的一种更高级的反应机制。而不是说,老是低水平的重复,简单、粗暴。

多维 公知在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倒逼政府做一些改革。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自古难以区分清楚,从孔子、公孙弘、董仲舒、韩愈、朱熹到近代的梁启超、康有为。可以说不是知识分子在不停干预着政治,而是政治在时刻干预着个人生活。那么目前公知和政府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韩十洲 过去100年公知的进步性是最小的,他们在反反复复重复一个论调。知识精英在这个时代中要承担认清现实和方向这个功能,这个功能现在是失能了的。我用“邯郸学步”来形容,被坚船利炮给打败之后,感觉一切都不行了,于是就西化,就陷入了中西之辩,想学人家怎么走路,学人家怎么走路的时候,却忘了自己原来的步伐,结果到现在不会走路了。

公知们要么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要么低估了对手的恐惧,这样的结果大家已经看到了。结果是公知被打压,公知们也很知趣,慢慢的偃旗息鼓,草草的收场了,也没有几个回合,很轻易的就被压下来了。这其实反过来也可以去检验公知的质地,他们的抗压能力是太弱了。

多维 现在存在的公知,他们是在隔靴搔痒吗?

韩十洲 他们一直在隔靴搔痒,他们没有充分的认识中国现实的复杂性。中国历史负担太重了,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不要把它当成积极的东西。就像原生家庭给孩子造成的负担一样,我们历史也给我们造成很多的负担,我们很难走出来。历史文化中个体有尊严的生命是看不见的。我们看到是什么,是帝王将相,是权力的争斗,是《甄嬛传》似的宫斗,他们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他们的爱恨,他们的悲欢,表现得很少的。

我们是在这个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每个人可能都携带着这种病毒,这也是公知身上存在的东西,他们没办法跳出这种权力的逻辑所塑造的欲望,就像中国的传统男人一样,升官发财(纳小妾),这也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批判的。我们的文化和传统中几乎是不关心和探讨真正的正义问题。

同样,在这些公知话语中,他们很少严肃的探讨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平等,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民主,以及这些概念或价值的适用性问题,它们在现实中出现哪些负面的效应,为什么在有些国家可能成功,在有些国家会很失败?他们不会整体的讨论这个问题,而是有选择的去推销这些,就跟一个商人或者思想的传销者区别不是太大。

多维 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源于“知识分子”一词,而这个语词天生就包含“公共”的意思。中国人加上“公共”二字,原本是想跟“知识分子”划清界限,谁料现在还得再加上“真正”二字,实在是件很滑稽的事情。1894年以作家左拉为首的法国著名知识分子,公开发表抗议宣言,这份文献被称为“知识分子宣言”,是独立的批判知识分子登上舞台的重大标志,也是西方现代知识分子崛起的源头。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源头,则应当追溯到批判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对比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公知,西方世界的公知又是什么样的现状呢?他们是否和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着相同的命运?

韩十洲 我们看一下波斯纳的《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的话,在国外也存在公共知识分子衰落的情况。法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力量是很强大的,有一段时期特别繁荣。但是,尤其是在现代的学科分工的教育体系下,知识分子变得更学院化,更专业化,那种带有公共身份、公共能力的知识分子是越来越少。当然有,比如说乔姆斯基,还有齐泽克,他们可以说都是非常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对公共议题广泛的发表自己的意见。但像他们这样的,还是相对比较少的,大多的是学院化了。

所谓学院化,也就是一种他们的知识共同体内部知识上的专门化和精致化,但是也造成了与大众话语的隔膜,他们讲着自己圈里的人才能听懂的术语,有人把这叫作学术黑话,这导致他们与大众对话能力的丧失,也没有能力回应真正的时代问题。作为知识生产者的知识分子陷入了自身的失能和危机当中。  

这从全球性的危机状态也可以看出来,欧洲也好,美国也罢,中国更不用说,大家对知识分子有期待,但是他们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这的确是全球知识分子的一种衰落的状况。 这种衰落,也与整个教育体系有关系,它更注重形式化的知识,而缺了人格和主体的教育。我们看到,包括世界名牌大学,像哈佛、耶鲁,他们的学生,很多陷入一种抑郁状态。同时这些精英学生往往更喜欢的职业走向是进华尔街。那么,可以说,目前的整个知识生产体系,实际上是从属资本主义的自我再生产体系的,总体上没法超越。

全球1%的人控制整个世界,9%包括这些知识分子、白领、精英为1%的人服务,而90%则是那些被统治和控制的沉默的大多数。当然,这是比较粗俗的划分,但是我觉得它也提供了某些真相。

多维 在以前知识是很奢侈珍贵的东西,大家把公知当成褒义词来讲。在现在高等教育如此普及的情况下,有没有必要专门设计一个词来把这群有知识的人分类,公知现在还有存在的意义吗?

韩十洲 公知不应该作为一种专门的身份出现。但是公知性是需要的。最理想的状态是每个人在自己的专属身份之外有种公共性的参与和发言,在这个过程中形成越来越高的公共言论的质量,这就不会造成话语与现实的脱节。如果把公共的话语参与当成职业身份的时候,就会被卷进这个话语系统本身,慢慢的就会丧失与现实的感受。最终不但公知本人是受害者,整个社会舆论也是受害者。只有认识到知识本身的有限性和局限性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有知识。

多维 中国的Metoo潮颇有特色,于美日韩大抵在娱乐圈最为震荡,到了中国却变成公知圈,如果说薛蛮子被拘是在中国蜂起公知后,这个群体遭遇的第一个滑铁卢,那么五年后这把Metoo之火,就是第二次滑铁卢。公众形象已经崩溃的他们恐怕就此片片碎去,再难恢复往日风光。按照你的话说,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其实他们在利用公知的这样一种身份,行权力的逻辑? 

韩十洲 我觉得像薛蛮子这类角色,不能算是公知,只能说是大V。相比于公知,他们的话语权往往是现实中社会地位在微博上的直接转化,与他们在说什么、怎么说,有关系,但关系不大。最近“Me Too”运动中倒掉的那些公知,恰恰印证刚才所讨论的现象,他们实际上只是以一种普世话语的名义来获得自身身份的晋级,行的还是权力的逻辑。权力的逻辑是什么?在其隐秘的最深处,很大程度上就是性。可以说,权力与性,如一阳一阴,一体两面。

多维 公共知识分子就是把自己的专业知识投入公共使用的那类知识人,你觉得真正的公知是什么样的?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士”的精神,在当代已经消失了吗?如何理解当代知识分子的使命?

韩十洲 我觉得一个真正的公知不但要能回应自己在这个时代中的命运,它也要回应整个时代的问题,并不是将一些术语搬运给大众,做知识搬运工的角色。我们借用尼采的那句话,一个真正的公知首先他能够“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否则,自身(携带的传统病毒)都没法克服的话,怎么给别人带来一些积极的东西呢?就像目前的很多公知,他们在“Me Too”运动中被指控的那些行为,与他们曾经和现在的一些公共呼吁对照,多么得讽刺,道貌岸然、表里不一的伪君子又回来了,这不正是传统中儒家士大夫的经典形象吗?在我看来,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士”精神早就消失了。只要一个社会的认同模式是单一化的,那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士”精神。

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首先必是自我革命者,自己要能够挑战自己,超越自己。我们每个人可能自身都携带着权力主义的一种病毒,都负有整个历史和时代给我们造成的创伤。我们其实要超越这个东西,你连自身都没法超越的话,怎么变成公共的呢? 就像我们过去所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个过程,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修身为前提,没有这个自我克服、自我超越的话,公共性是不可能的。现在最缺是这块的东西,我们的教育没有修身的内容,这块的东西被什么所取代了呢?就是经济学帝国主义所提供的对人的认识,功利主义的追求和价值观,也就是精制的利己主义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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