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长林建华先生：

您好！很抱歉，犹豫了半天，我还是没办法加上“尊敬”这个定语。理由当然也不是因为您读错了“鸿鹄”的发音，而是因为您最近在《人民日报》的采访中，提到SY事件时用了一个英文词“case”，可能这只是您自己的用词习惯吧，并没有别的特殊含义，但这在当时的语境下，却让我感受到一种冷漠。同时，关于GY同学的不幸命运，我是期待您能站在她和她的家人的角度，说上哪怕是一两句话的，或者表达一下惋惜和同情，毕竟北大是有责任的，而您又是北大的校长，即便当时您不是，但是，您并没有。

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期待，是因为我听闻过关于您的不错口碑，也看过您的照片，不是那种油光粉面的官僚形象，但事实证明我错了，即便是这样的小小期待，也是不切“实际”的。所以，随着失望的产生，心中原有的敬意，也烟消云散了。对我来说，读错字词并不是个事儿，拿识字多少来判定一个人有没有文化，完全是我们“文化”中的一种陋习。古人讲“文以载道”，真正的有文化，实际上是有逻辑，范畴清晰，概念准确，用语（语境）得当。所以，我对我能意识到的“用语不当”，是无法不介意的。

心底生不出特别的“尊敬”，就不能用这个词儿，否则就是用语不当了，我不能搞双重标准，自相矛盾。不过，我心中也没有特别的不敬，毕竟特殊的年代不止是限制识字，还抑制共情心（empathy），所以，我仍然称您为“先生”。当然了，我自己意识中的“用语不当”未必是真的用语不当，所以，我很期待您的解释、批评或“质疑”，如此才能打破和修正我自己不自知的成见。因为，在如今这样加速变迁、反转和“打脸”的时代，固守成见，自以为是，自我封闭，实在是太不明智，太不划算了。

我在北大读过几年书，坦率讲，并没有从建制知识中“学”到什么，但回过头来看，我在北大或因北大而与一些人和事的相遇和缘分，成为了我生命中的重要时刻，也直接或间接决定了我此后的选择和命运。所以，我是感念北大这个场域的，我本心是希望北大好的。可问题来了，什么是“好”呢？“世界一流”就是“好”吗？哈佛了耶鲁了又怎样呢，还不是生产了太多“优秀的绵羊”和抑郁患者。在如今这样一个不知如何是好的时代，这真的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我相信，您作为资深的大学校长，肯定是深有体会，有自己的看法。

这次过节，我没回北大，也没想回去。或许，是因为不是“土著”吧，我与北大是疏离的。也许，正因如此，我才能“跳出北大来看北大”，也就是能相对比较客观一点。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土著”都不能跳出来而有一种客观的观点，但据我的了解，的确是有那么一些土著，还没有跳出来。说到“土著”，我不由得想起最近新懂的一个老词儿“乡愿”，字典的基本解释是“媚俗趋时”，但我一直是似懂非懂。就在前几天，我不经意地把“乡愿”与“local”联系了起来，于是就豁然开朗了。

“乡愿”无非就是localism嘛，也就是“同于乡，媚于俗”的本土主义或地方主义，也可以俗称为“土著主义”。不过，我们还需要把“乡愿”这个概念广义化或创造性转化，也就是说，这里的“乡”、“本土”或“地方”，既可以是具体的，例如，乡土、校土、国土、“网”土和“球”土，或者家族、校友、部门、阶级和民族，等等，也可以是抽象的，例如概念、范畴、范式和框架，或者文化、思想和“主义”，等等。这又让我进一步联想到了古希腊哲学中对于 nomos（习俗）和physis（自然）的哲学区分，歌德对于the become（既成的）和becoming（正在生成的）的哲学区分。我之所以在此扩展“乡愿”的范畴，还加上哲学上的联想，并非是为了卖弄或掉书袋儿，而是为了深入理解和诠释什么是您所说的“鸿鹄志”。

孔子说过，“乡愿，德之贼也”。那么，“德”，首先就意味着不“乡愿”，能“跳出X来看X”，也就是，不定于一域，不固于一端，不安于一“窝”，不泥于既有的概念、范畴、范式和习俗成规（nomos），不困于既得的地位、阶级、权势和利益（the become），而是对那些超越的、自然的、本真的（physis）和正在生成变化的（becoming）生生不息的事物和原理，心向之，志念之，行得之。不过，孔子鄙弃“乡愿”是对的，却并未意识到自己所弘扬的“克己复（周）礼”，只是一种更高层面、更加抽象的乡愿而已。后来的后来，谭嗣同批判说，两千年来“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李大钊批判说，“中国一部历史，是乡愿与大盗结合的纪录”。由此也可见，批判性思维和质疑是多么重要啊，要是孔子当时能听得见且听得进批判和“质疑”（史说孔子杀了少正卯），何至于自己在批判乡愿时，亦陷入了乡愿而毫无违和感呢？

终究还是老子说的对啊，“道可道，非常道”，“善为道者，是谓玄德”，这意味着，任何人都是认知不完全的，或者说有限理性的，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获得终极意义上的“道”，那么，最恰当的方式就是要不断超越自身的“不完全性”或者说“有限理性”和“既成之德”，如此才能“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那么，“玄德”不正是不甘于像安雀那样安于一窝的“鸿鹄之志”的隐喻意义吗？象征着不断地超越地心引力之限制的志向，象征不断超越自身力量之极限的意志，“我要飞得更高”（而不是“我要上头条”），“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吾爱吾校，但吾更爱正义”。这不也正是“自我革命”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层内涵吗？这不也正是这个加速变迁的“新时代”所需要的新时代精神吗？

那么，作为时代精神之旗帜的北大就绝不能让如此深刻的思想和精神只是流于口号，只是贴在墙上、写在稿上和喊在嘴上，而是要“入脑，走心，落地”，“学精，悟透，用好”，林校长，您说是吧。可事实上呢，北大在120周年校庆之际，不但没有学到，没有做到，还成了“猪队友”，减了分儿。这个事实就是，北大就有这么一位深具“自我革命”精神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新青年，她有您所说的“鸿鹄志”，有着积极的自我意识和自尊心，更爱真理，更爱正义，一点也不“乡愿”，一点也不“精致的利己主义”，一点也不“安于一窝”，而是看透了“社会结构的不公”，超越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倡导“跨阶级共情”，走进工友群体，推动信息公开，真正是在用行动而不是用口号致力于让这个世界变得公平和美好，她说，“我实在没有理由不向前走；我实在没有理由仅为自己而向前走”。可是呢，当我想更多了解关于这位年轻人的信息时，北大做了什么呢？我相信您作为校长是清楚的，所以，我无需再多说了，再多的我也不了解。我也无法再多说了，再多了就发不出去了，我没办法说出她的名字，我也不想像地下党那样用一个代号来称呼她。

为什么说“公平”很重要，为什么我们如此紧迫地需要“公平”？这就与您在致辞中提到的“未来”有关，与“自主创新”有关。罗尔斯通过“无知之幕”这个思想实验，极为精彩地构造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的理论逻辑：当我们退到“无知之幕”背后，我们不再能知道我们的身份和地位是处于优势还是劣势的时候，我们会理性地选择一种公平机制，强不凌弱，大不欺小，多不压寡，而且，还会理性地制定一种能够最大程度地有利于那些处于最不利位置的人的制度，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可能就处在那个弱势地位或最不利位置。只要是一个人有最起码的理性能力，就会做出或支持这样的制度选择。但是，这和“未来”有什么关系呢？

实际上，只要我们稍微动一下脑筋就能明白，在我们和未来之间难道不正是存在一道“无知之幕”吗？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会遭遇什么，即便现在身处优势地位，也无法保证自己（或子孙）在将来不坠入劣势，或陷于逆境。朱元璋牛吧，在当时可是处于最优势地位的人啊，可是，他的后人朱由检不还是在北京煤山的一棵歪脖树上吊而死吗？“奈何生于帝王家”！今天和过去最大的不同是，这是一个加速变迁的时代，“风水轮流转”的速度加快了，“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的速度加快了，很多事情宛如澳洲的“飞去来也”，反转或打脸可能就是分分钟的事儿，“现世报”不再只是一个神话了。所以，那些身处社会优势地位的精英，当然也包括林校长您，不应该缺少一颗明智的“未来心”，现在就应该未雨绸缪，在努力发展好和保护好自己的当下，同时还要致力于促进“作为公平的正义”的行为、制度与文化的建设，既为自己，也为他人，更为了自己的孩子和后人，哪怕是付出必要但可控的代价和牺牲。但是，这和“自主创新”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刚才说的只是公平制度所带来的安全或者说消极意义上的价值，而从积极的方面来说，没有公平和正义的行为、文化与制度，您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鸿鹄志”其实是不可能的。更直观地来说，就像中国现在这种社会状态，几乎所有的人都像歪脖树一样扭结在一起，逐级歧视，互相伤害，自相矛盾，连健康和自然的人都没办法活成（不是有精神病院IPO嘛），还谈什么别的呢？

说到这里，那我再说一说我对您“希望大家理解的思想”的理解吧。您说，“焦虑与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能够让我们走向未来的，是坚定的信心、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直面未来的行动”。但我的“理解”是：

首先，“焦虑”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社会不公的结果，真正阻碍我们迈向“未来”、阻碍我们“自主创新”的不是“焦虑”而是“社会不公”，我觉得，任何人都不应该以任何的名义来消解“焦虑”本身的社会因果性和心理正当性。难道那么多的人，是愿意焦虑吗，是喜欢焦虑吗？

其次，尽管“质疑”（我说的当然是合理的质疑）本身并不直接创造价值但却是创造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完全没有了合理质疑的空间，很多人肯定就会变得像孔子那样，连自己的自相矛盾都意识不到，连问题在哪儿都认识不到，那还谈什么创造价值呢？价值的创造难道不是来源于对问题的真正解决吗？难道是来源于对于提出问题的人的解决吗？

您是化学领域的专家，想必应该知道，西方现代科学诞生的军功章里，至少有怀疑主义的一半。例如，笛卡尔如果不是“普遍怀疑”，就不会有“我思故我在”，就不会有西方现代精神的诞生，马克思如果不是“怀疑一切”，就不会把目光聚焦于“现实的人”，就不会提出“异化”概念，就不会有《共产党宣言》的诞生，尽管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结束真理”，但都是人类“玄德”之旅中的重要一环。

最后，所谓的“直面”，从认识论上来说，面对的只能是“无知之幕”，我们都是在“盲人摸象”，都是柏拉图的“洞穴囚徒”，所以，古希腊最智慧的人苏格拉底最后是“自知无知”。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美好生活，都需要来自真实、善意和美好的他人的帮助和支持，批评或质疑。而在一种“信息封闭”和“社会不公”的环境中，这种真实、善意和美好的人际往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那也就不可能有坚定的“信心”、“勇气”和“行动”，而只会有口号和谎言。

最后的最后，我还想说一句，为什么非“公平”不可，为什么非“玄德”不可？因为，唯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知道“什么是好”的人，成为真正有能力爱和值得被爱的人。谢谢！

一位北大硕士毕业生 

韩十洲

2018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