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看见”什么，“抵达”何地？

韩十洲

人红是非多，柴静风波，一波又一波，从无聊至无耻的八卦，从羡慕嫉妒到恨的攻讦，终于过渡到了新闻专业上的探讨，舆论总算给自身保留了一点尊严，尽管这仍然是一个八卦式的转场。真是众生相，浮世绘。

我认识柴静，柴静也认识我，不算熟。那是2005年，我是《新闻调查》的一个实习生，她是一个已有一点名气的出镜记者。我对柴静，欣赏但不崇拜。小时候，我崇拜过父亲，崇拜过外婆，后来发现他们竟然也有做不利落的事儿，此后我再也没有崇拜过任何人。

翻开当时的文字，我是这样记录柴静留给我的第一印象的：“似乎略不如电视上有精神。看上去有点疲惫。她总是有些事情在做，显得很忙碌”，后来在并不多的接触后，我这样写道：“她那种敏锐、思辨、敬业以及柔韧的批判……将在中国电视上‘确立自己的疆域’。”正是由于这样的印象和判断，我一直对柴静保持着关注。

我印象深刻的两个细节是，2005年底，新闻调查一次小例会上，柴静说正在研究俄罗斯转型时期的媒体人是怎么做的。2009年春夏之际，我与柴静在万圣偶遇，短聊，我问她博客为什么停止了更新，她说，过去写得太多了，应该对自己写的东西有控制，要少写。她当时正在思考与“五四”时期的“民主”相关联的另一观念——“科学”。

柴静像个登山者，一直保持探索的倾角与警觉，以及清醒的自知与自律，能做“减法”，能把“听”、“看”、“思”以及“说”敏感地融贯在一起，剔除“成见”，不留“成货”，一步一步地形成了自己的采访和语言的logos（逻各斯），尽管还不能说已经成熟，也不能说已经获得所有人认同，也不能说达到了什么样的高度，更不能说是什么“高大全”。这只是职业范畴的一种评价。

熟悉哲学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古希腊在思维形式上经历了普罗塔哥拉的修辞法（rhetoric）、苏格拉底辩证法（dialectic）以及亚里士多德的论证法（apodictic）三个阶段。中国人的思维形式，在先秦尤其是在老子和墨子那里，达到过辩证法的水平，但儒家“独尊”之后，基本上又退化回了修辞法的水平，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不讲逻辑”，连印度因明学的辩证法水准也达不到了。坦率地讲，中国目前的语言水平总体还处于第一个阶段，即修辞法阶段，很多人可以把文字玩得哗哗转，但就是缺少辩证和论证，似是而非，一地鸡毛。

有人说，柴静是文艺的，其实并不准确（如果我们比较窄地来理解这个词的话），柴静是文学的，是哲学的，是自反的，是谦卑的，是“反神化”的。柴静在语言上的确很注意修辞，但也有越来越多的辩证和论证，越来越重视逻辑的重要性，“形散而理不散”。当柴静说出“真相是一个无底洞”、“自由，就是对何谓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采访是一场抵达”、“宽厚不是道德，是一种认识”、“做对的事情就是为了对”时，当柴静写出《看见》时，她要“看见”什么，“抵达”何地呢？

实际上，在最近的一篇访谈中，柴静已经做了准确的回答——“看见人”，看见“自己”，正像《看见》的封底箴语：“你想如何报道一个国家，就要如何报道自己。”显然，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抵达”。

新闻中的“事件”与“人”之争，实际上是伪对立，假问题。人在事中，事由人成，人既是事件又是“原因”，怎么能分得开、怎么可以分开呢？“事件”只是新闻操作的低阶阶段，“人”才是新闻操作的高阶阶段。当然，柴静也有自己的过渡，如果非要作一个粗略的划分的话，《新闻调查》时期，柴静更关注“事件”，《看见》时期，柴静则更关注“人”。当然，正是《新闻调查》提供了这样的反思平台和辩证法，只调查“事件”是不够的，只是“揭黑”也是不够的，“人”出现在“事件”的尽头，“光明”出现在“黑暗”的深处。当年，我在实习时曾明确地感受到这一点，在《调查》内刊上写了一篇小文“放大光明比揭露黑暗更重要”（并不是说不需揭露黑暗），并引用了汉娜·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的一段话：“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illumination），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后来我甚是欣慰看到柴静有更漂亮的表达：“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灯火。”但我并不认为，柴静一定看过拙文，其实只要在《新闻调查》呆过，并保持思考，都会认识到这一点。

另外，有一些人说柴静是在“装”在“表演”，一方面，电视有自己的属性，不可能完全和生活中一样，它会邀请一种“专注”和“突出”，也就是典型化，在一些人看来这可能就是“装”，就是“表演”。另一方面，曹雪芹说，“假作真时真亦假”，当社会本身成为一场场演出，当生活本身成为一个个“假面”，正如帕斯卡尔所说“真正的本性既经丧失，一切就都变成了它的本性；正如真正的美好既经丧失，一切就都变成了它的真正的美好”，那什么是“演”，什么是“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本真”，什么是“美好”？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时代，我们尤为需要“看见人”，别以为自己已经“看见”。这个“人”，是个体的“人”，是个体的“自己”。“个体”（individual）这也是我们的文化中最匮乏的因素。在儒家王朝时代，“人”是“宗族人”，在毛泽东时代，“人”是“单位人”、“公社人”，在当今时代，“人”是“物质人”，这些都是“非人”。中国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是“非个体化的语言”，也即“非人化的语言”，其日积月累的后果就是“标签化的语言”。今日之中国，虽然没了旧式的“宗族”、“单位”和“公社”，社会也日益“个体化”，但在语言上，却远远没有“个体化”，基本上仍然是被“总体化”、“造神化”、“标签化”所笼罩，基本上仍然没有超越思维上的“二进制”——非0即1，非黑即白。把柴静称为“柴徽因”，可以说就是这样思维模式的产物，与其作“标签化”命名，不如挖掘每一个个体的“个性”吧。

那么，我们就不难明白，柴静的典型意义，就在于她的视角的个体化、思维的个体化、语言的个体化，总而言之，就是“人化”，不是外在地“看人”，而是内在地“看人”，前者一定会“忽视人”，后者一定能“看见人”——复杂的“人”，无底的“人”。当然，做出这样努力的人有很多，但柴静是其中典型的之一。实际上，至少从当年柴静只带了《红楼梦》（一本伟大的“人”学）来到北京，她的“个体化”的、“人化”的思维与语言之旅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这是一条“最最遥远的路”，只有拓进，永无“抵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