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既是中国人安全感的归宿，也是恐惧感的出处，人情冷暖、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全赖于此，不管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士志于势”成为了中国人的实际的、主流的心态，尽管大家仍然心照不宣地唱和着“士志于道”，“得”即“德”，“势”即“是”，把“地位”当成“存在”（being），把“排场”当成“气场”，把“阔气”当成“底气”，把“体面”当成“尊严”，“成王败寇”成为了唯一的度量衡。

当然了，对某些自以为负有“天命”者，“势”之“欲”则是多多益善、上不封顶，在朝的可以怀“宰相梦”，妻妾成群，光宗耀祖，在野的可以做“皇帝梦”，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皇帝轮流坐，今年到我家”。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所说以及本文中所说的“中国人”，只是一种文化概念，尤其是政治文化概念，而不是一种“全称判断”，也就是说，中国人在总体上是如此，但我们却不可以据此推定某一个中国人必定如此。我从来反对“丑陋的中国人”或“中国人的劣根性”这样的说辞，我不认为中国人的“人性”是如此，而只是认为必须进行改造的“文化性”是如此。

1）中国人讲究的是“权宜变通”，讲究的是“人情关系”，讲究的是“人多势众”，讲究的是“谋势”而不是“研理”，盛产“谋略家”而稀有“理论家”；有的人“逞势”，有的人“仗势”，有的人“装势”，有的“藏势”，大势套小势，圈子连圈子，亦主亦奴（得“势”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奴性十足），前倨后恭（“倨”是对“恭”的心理补偿），你升我降，零和博弈。这种氛围造成了中国人对彼此之间“势差”（相对地位）的过分敏感、病态关切以及攀比心和幸灾乐祸，所谓“窝里斗”斗的就是“势”中的“相对地位”，儒家所谓“圣人情结”（这也是“个人崇拜”的重要动力来源）恰恰不是消解而是激励了这种“内斗”——你要是成了“圣人”，那我即便是再牛不就只是个“亚圣”了！？要知道，儒家天下，只存在一行一业——“升官发财纳小妾”行业和“学而优则势”专业，那么，“在上者忌下、在下者妒上”的逆淘汰机制的形成也就“势”所难免了，勾心斗角的人算人、人蒙人、人坑人、人整人、人害人的密度和强度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争心和逐利，但问题不在于此，而是在于儒家的虚伪，如果士大夫们谦卑一点、诚实一点、坦率一点，贴点实际，认点常识，讲点逻辑，或许可能逐渐地演化出“竞争的规则”（理则和事则）而不是“斗争的规则”（即“无规则”，兵法术、厚黑学）。那么，这种儒家所特有的虚伪又必定会炼成一种中国文化中所特有的、可以命名为“诡性”（即“兵法”性格，“兵者，诡道也”（《孙子·计篇》））的文化性格，体现在语言和心理上，而与西方文明孕育出的“理性”的文化性格相对。

晚清时，英国驻华领事官贝德禄（Edward Colborne Baber）有云，中国人“不能述真实之言，亦不信人为真实”，黑格尔也指出过：“中国人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撒谎。朋友欺诈朋友，假如欺诈不能达到目的，或者为对方发现，双方都不以为怪，都不觉得可耻。他们的欺诈实在可以说诡谲巧妙到了极顶。”既然大家都不会当真，不以为怪，不觉可耻，那么“出尔反尔”、“翻云覆雨”、“首鼠两端”，也就不算是个什么事儿啦，逐渐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但是，他们中的多数人我们是无法也不能苛责的，倒不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就生活于其中，而是因为他们的生存环境太恶劣了，但依附于皇权之“势”的儒家士大夫官僚集团是要承担责任的。

2）中国文化中“诡性”，既是一种安全策略或者说生存游戏，这是由残酷的历史条件所造成，情“势”使然而不得不然，也是一种机会主义或者说投机主义，“无利不起早，有利无是非”，其内在逻辑极致就是：即凡对自己有利的事实和原则，积极支持，凡是不利的，则积极反对；同一事实和原则，对自己有利时，积极支持，不利时，则积极反对；凡是自己同一阵营的主张，一概支持，凡是对方阵营中的主张，则一概反对，而一旦对手具有了绝对之“势”，却常常会倒戈反水、一边倒，变积极反对为竭力拥护。

“草根”出身的毛润之熟读古书，久经斗争，加上自身的天赋，很自然地训练出一种对“势”的敏感，尤其是对“潜势”的敏感，也就不可避免地习得世俗中与“势”伴生的“诡性”，蒋中正身上也有，孙文身上也有，袁世凯身上也有，军阀们也有，等等，例如，袁世凯在撤销帝制时感叹，“今之反对帝制者，当日亦多在赞成之列”，似乎忘了自己当年是如何出尔反尔出卖“维新派”的了；复辟的张勋也和袁世凯一样被军阀们狠狠地涮了一把，无奈地喟叹：“翻云覆雨，出于俄顷，人心如此，实堪浩叹。”既然世人大都在出尔反尔、前后不一，那怎能单单苛责毛泽东深谋妙算、反复无常呢？如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所说：“就像那瓦霍部落酋长是那瓦霍文化传统的典范一样，毛泽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

当然，毛泽东还兼具他的同时代人所少有的“理性”，用毛泽东的话说是“论理认识”。毛泽东一生都对逻辑知识和理论研究有着浓厚兴趣，真正懂得没有什么比好的理论更为实用，因为凡是好的理论都具有预测功能，理论（theria）在古希腊和“理性”（nous）是相通的，都含有“看”、“洞明”和“澄明”（智慧之光）的意思。毛泽东是一个方法论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实践第一，实“事”求“是”，既反对主观主义，又反对（狭隘的）经验主义，既有微观的分析力，又有宏观的综合力。“诡性”（谋势）与“理性”（论理），如果二者缺其一，毛泽东是不可能在激烈的权力争斗中历尽曲折而走到权力巅峰（“势”）并领导中国革命（“理”）走向胜利的。不过，毛泽东的“理性”是有缺陷的，在话语上体现为修辞法（rhetoric）、辩证法（dialectic）和论证法（apodictic）的混杂，这也是毛式语言的“魅力”所在；在认识论上则体现为，一是把人性中的“阶级性”绝对化（不排除有策略性的成分），结果是消除了“人”，二是把矛盾的“复杂性”过度简化为“一分为二”，而又把“斗争性”绝对化，以致在“阶级性”和“斗争性”的绝对化中深藏着向来“反对主观主义”的毛泽东自身的“（狂热的）主观主义因素”，这反过来又会伤害毛泽东的“实践论”，并加重毛泽东的“多疑”和“诡性”，而这不可避免地影响毛泽东的决策思维和权力机制。所以，毛泽东只能算是夹在“谋略家”和“战略家”之间的半个“论理家”，“办事”成功而“传教”失败了，最终未能实现“集豪杰与圣贤于一身”的人生理想，而成为中国的文化传统的局限和现实斗争的残酷所铸就的一个悲剧性人物。1971年11月，大病初愈的毛泽东说：“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的圣人，中国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青年时代只是想当一个“教员”的毛润之，在晚年终于认识到自己仍是一个“学生”，这是不是会让人想起苏格拉底晚年所说的“自知无知”呢？当前，对毛泽东的看法走向了两个极端，要么“神化”，要么“魔化”，这应该说都不是正确的态度。  

如果以上的分析没错的话，那我们可以总结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礼（势）-情-欲”这个中国式“四位一体”相互纠缠、相互排挤、相互绞杀的历史，而“势”总是主导性的，是“总瓢把子”，“理性-信仰”在其中基本没什么余地，而以“道”之名的神秘主义的巫玄和势利主义的独断却充斥其中、生杀予夺，中国独特的“隐士”文化（即出“势”文化）便是其后果。虽然朱熹说，“礼即理也”，但实际上，“礼”只是“理”的“假晶”，是“势”的“装饰”。中国历史就是一部政治史，真实的逻辑是一套“势（诡）文化”：“势”即“理”也，“得”即“德”也，“强权就是公理”，“得到就是王道”，所谓历史周期律之“治乱循环”，其实是“假治-真乱”的循环。当然，皇权是帝国中最大的“势”、最终的“权威”，圣王合一、势礼一体，江山稳定时，天下“共是（势）其是（势），共非（肥）其非（肥）”；王朝倾覆时，天下“各是（势）其是（势），各非（肥）其非（肥）”。

如果一个民族在历史上既没有发育出成熟的“信仰”又没有发展出成熟的“理性”，那么，除了作为“分肥游戏”的势利主义争斗之外，还能有什么真正的“主义”呢。“辛亥革命”并没有把过去与未来一刀两断，20世纪的中国政治并没有翻开新的一页，普遍而严重存在的“山头主义”（“势”）就是这种势利主义在“中西合弊”中的进一步“发扬光大”，而“宗派主义”，既是其组织方式，又是其斗争方式，现在人们习惯地称之为“斗争哲学”。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罢，都是从这种又厚又黑的历史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臧也好、否也罢，具体事件中的个中曲直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做出黑白分明的价值判断的，历史已铸就了一个“两难窠臼”，但我们仍然是可以对历史进行一个总体的、理性的分析和判断的，正如莱布尼兹所说，真理有两种，一种是理性真理，一种是事实真理，前者是必然的，其对是立面不可能成立的，而后者是偶然的，其对立面是可以成立的。如果一个真理是必然的，人们便可以通过分析而找到它的理由，即通过将它解析为更为简单的理念和真理，最终达到原初性的基本真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