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信，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情愿这样做。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曾指出，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型即是由“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型。滕尼斯的话换换成中国语境，我们可以说，中国自晚清以来的现代转型，即“旧邦新命”，目标就是由“势即理”的礼俗秩序转型为“理即势”法理秩序，前者是一种“势”下的秩序，执一，基于人的恐惧、盲目和服从，属于“低阶稳定”，收敛于“兵法”，“得”（rationality）为主；后者是一种“理”上的秩序，执中，基于人的信仰、理性和遵从，属于“高阶稳定”，收敛于“宪法”，“德”（reasonableness）为主。当然，这一“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并不是仅靠舶来西方社会的一些制度框架和法律条文就可以做到的，如果没有前文我们所说到的“理性”与“信仰”基础，“条文”完全有可能被“势”所操控。

那么，中国的现代转型的艰巨之处在于，不仅需要引介“条文”、构建“制度”，更需要培育“理性”和重建“信仰”，只有改变儒家传统的“礼（势）-情-欲”结构，构造人与人之间新型的人格-伦理关系，才能系统性地挣脱“势”或者说“酱缸”的万有引力。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不仅需要“革命家”、“改革家”，更需要“改教家”——并非“教会宗教”，而是一种“公民宗教”。当然，这至今仍是中国社会正在进行的“未完成的转型”，正如西方社会正在进行的“未完成的现代性”。我们必须再一次强调，对于西方社会而言，宪政与民主是“果”而不是“因”，只有愚蠢的人才会认为它是不付代价就可轻而易举得到的。但是，中国的不少“知识分子”似乎在认识上不仅弄错了顺序、颠倒了因果，而且还患上了“共时错觉”。“樱桃好吃树难栽”，直到今天，不少人还是“只想吃桃子不栽树”。

晚清以来，中国戴着沉重的历史和文化枷锁，爬行在崎岖泥泞的现代化山路上。在我看来，中国的现代转型呈如下三个特点：

（一）外生性。中国的现代转型，从根本上说首先是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所迫使的，如费正清所说是一种“冲击-反应”模式。鸦片战争以来，儒家士大夫的视界被“打”开了，发现“天空”并不是只有“井口”那么大，而所谓“天朝上国”基本上是意淫，于是便出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公派留学”和“自费留学”的思想依据），出现了“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从而助长了地方和上层各种势力的分化和坐大，其中最为颠覆性的便是由留学生参与其中的工商力量、“新式军队”以及民间会社，军队地方化的渊源可回溯到李鸿章的淮军以及曾国藩的湘军和太平天国运动，而各种地方性势力隆起的同时清廷的控制能力却越来越虚弱，于是乎，清廷覆灭是不可避免的，与到底是“假维新”还是“真改革”基本无关。

这一过程中充斥着所谓的“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这样的腐儒之辩。“中西之辩”又会转进“古今之辩”，即儒家传统到底是“不够”还是“不行”，守旧派只是认为“不够”，革命派则认为“不行”。当然，革命派是对的，现代社会的自由宪政秩序，在儒家内部基本是不可想象的，时下居然有人说，儒家搞的就是“宪政”，纯粹是胡说八道，不可理喻，被“冲击”了一百多年居然还没“醒来”，这得是多么慢的反射弧、多么花岗岩的脑子啊，看来是真的得了儒家之“真谛”！但是，由于底子薄、任务大、时间紧，这种“外生性”就必定会造成一批“食洋不化”的崇洋派和“食古不化”的复古派以及各种趁火打劫的投机派，“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鲁迅，《文化偏至论》，1907年）。辛亥革命以来，这种不明就里的状况可谓连绵不断，而且至今未绝，于今为烈。这次第，怎一个悲催了得。

（二）突变性。儒家社会的几乎各个方面都无以应对现代性的挑战，比如，宗族Vs个人、效忠尊卑Vs自由平等、礼性Vs理性、主观Vs客观、静态Vs流动、小农Vs工商、息争Vs竞争、单一Vs多元，独断Vs论证，好古Vs维新，停滞Vs进步，等等，传统与现代之间存在着清晰的、尖锐的断裂面，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正如“革命”（revolution）是近代以来的一个世界范围的现象，通过“革命”（手段）造成“突变”（过程）而走向“进步”（目的）是不可避免的，即所谓“破坏性创造”，尽管“进步”往往变成一个令人生疑的概念。在守旧的“连续性”中锲入革命的“突变性”，这便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轴，在国家的界面上呈现为“底层的造反”，即“无产阶级”要造“资产阶级”的反，在家庭的界面上呈现为“个人的出走”，即“子”（新人）与“父”（旧人）的断裂，但遗憾的是，“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这个问题至今仍未解决，“个体”（Individual）仍未生成，后果便是如鲁迅所说，要么沦为“妓女”，要么重回“家族”。

 所谓“不破不立”，但“立”比“破”要艰难得多、曲折得多，那么就要“学”，即谓“不学不立”。民初“以美为师”不可避免地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时期的国民党都走上了“以俄为师”的道路，只不过前者比后者“学”得更多一些。袁世凯、蒋介石属于守旧派，孙中山、毛泽东则是革命派，而孙中山和毛泽东相比较，前者是保守的，后者则是激进的。“突变”是由孙中山等志士以“辛亥革命”所启动，却是由毛泽东以“文化大革命”来完成，这一历史进程中充满了灾难、悲剧与失败。历史本身的复杂性需要一种复合评价，过分简化的臧否并不恰当。或许，我们可以参考托克维尔评价法国大革命的话来对这一历史进程进行思考：“古老的制度与欧洲的几乎一切宗教法律和政治法律混合交织在一起，除此之外，这些制度还产生了一整套思想、感情、习惯、道德作为它们的附属物。要想一举摧毁并从社会躯体中摘除与各器官相连的某一部分，需要一场可怕的动乱……大革命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

（三）悖论性。中国的现代转型是根本性的、全方位的、范式性的，但是，传统的“势即理也”或者说“诡性”实在太顽固，而“理即势也”或者说“理性”和“信仰”则实在是毫无根底，变革的悖论即隐藏于此。中国人由于在太长的历史时段里，大多只在乎“势”，不那么关心“理”（理性-法理），如梁启超所说：“共和政治的土台，全在国民。非国民经过一番大觉悟大努力，这种政治万万不会发生；非继续的觉悟努力，这种政治万万不会维持。”如果国民的面貌不改变，“凭你把国体政体的名目换几十躺招牌，结果还是一样。”梁启超和托克维尔一样，都洞察到了“民情”的决定性意义。那么，革命者光讲“理”是没有用的，因为讲“理”意谓着改“势”，也就意谓着利益、关系和资源的重新调整，其艰难可想而知，惟有先“立势”，才能“论理”，惟有先“夺得”，才能“立德”。所谓的“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之所以迅速瓦解，孙中山之所以主张军政、训政和宪政三步走，毛泽东之所以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道理即在于此。但是，孙中山似乎并未注意到“训政”和“宪政”之间的断裂：因为“军政”和“训政”阶段存在特权，都会形成“既得利益”，既有对利益的不舍，又有对“清算”的恐惧，而且也“训”习惯了，就可能压制“宪政”，非有大理想者不能跨越这一断裂。所幸，台湾出了个蒋经国，越过他老爸而践诺了孙中山的理想。而毛泽东虽然通过他一手建立起来的“一元化领导”把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却未能解决“一元化领导体制”中“党”和“人民”的关系中的断裂问题，尽管曾作出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努力。至今，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世纪难题。当下的现实是，“旧传统”正满血复活，历史在加速回缩，难道中国人要让这一百年“白折腾”吗？

20世纪的中国，“旧邦新造”中的“新”与“旧”之间所具有的外生性、突变性和悖论性不仅各自在单一地发生作用，而且不断地交互纠缠、迭代加强和上下激荡，争战、灾难以及“折腾”基本上是不可避免、难以超越的了。所以说，1911年的辛亥革命，并没有翻开新的一页，它只是一个象征，一个开端，要想不同于过去的仅是汤武革命式的改朝换代而实现revolution（“革命”，转自日语）或者transformation（转换），绝非如“共和”取代“帝制”换个名词那么简单。二千年多年的帝制崩解了，但是，历史仍倔强地推进着它的“连续性”。天下没有了“一”，只剩下了“多”，“一盘散沙”（孙中山语），“沙聚之邦”（鲁迅语），如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说：“旧基础既倒，新基础未确立，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无一定建设目标，无共通之更新理由。”

1913年，梁启超说：“惟见亚细亚大陆东部有二十余部落，各部落之中又有小部落。”在当时这被叫做“集团统治”，1920年代初这些“部落”才被直呼为“军阀”。军阀有“三大特征”：1）借款丧权，依附列强；2）强筹军饷，与民争利；3）阀中有阀，政令不一。不管是袁世凯，还是蒋介石，都是严格意义上的军阀，实现的只不过是上层守旧势力的脆弱联盟和台面上的统一；他们的军事、行政、议会（政党）等基本上是传统的宗族结构的历史延续，即是由传统的私人情感链条（血缘、姻亲、同乡、师生、同门、盟兄弟等）来组织的。但是，这种传统的组织方式带有自身的内在局限：即严重的私人化、裙带化、派系化和地方化等排他性特征，“山头主义”（“我的下级的下级不是我的下级”）和“地方主义”（离心势力和割据状态）造成了阀中有系、系中有派、各自为政、互不统属。我们不妨把从1911年到1949年这段时期的政治特质命名为“阀头政治”，从政道来讲是“阀主”（最大的“势”），从治道来讲是“阀据”（各种大、中、小“势”），上层是军阀、财阀和学阀以及门阀的充满冲突的脆弱联合，下层是地阀（土豪劣绅）和匪阀的肆无忌惮的强悍割据，中央不能统合地方，律法不能控制派系，对于这种乱象，这实际上是一种上层“无国家”、基层“无政府”的状态，极少数的“阀头”剥削和压迫绝大多数的一盘散沙的“群众”，贫富严重极化，只讲“得”不讲“德”。正是这种离散状态（“半封建”）在客观上和战略上，不仅便利了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半殖民地”），也留下了日本鬼子侵华的空挡，当然，也制造了中共红军的发展壮大的纵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