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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转型悖论(二)

那么,我们就要在这个早已被大历史所限定的“历史情境”中理解“革命”的意指(sense)和所指(reference),即当时之“革命”中占据优先地位的已不是以“个人”为轴心的法理秩序构建,而是以“民族”(nation)和“国家”(state)为轴心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这不仅是反抗民族压迫(民族主义)、解决民生疾苦(民生主义)的前提,也是宪政民主和人权(民权主义)的隐含前提,“亡国奴”是没资格谈“人权”的,连“自尊”与“民族”都不要的人是没资格谈“自由”的,相应地,“五四”之前的个人话语也就不得不让位于共同体话语(民族话语、人民话语和国家话语),尽管这种话语本身具有无限扩大的冲动和风险,但那只能通过另外的机制来约束,决不能以此为理由而甘为“亡国奴”,尽管至今仍没办法“约束”,那只能从内在寻找原因。

 

那么,“革命”的内涵,具体来讲,一是对外要实现民族解放、独立和富强(主权范畴),结果必然是“富国强兵”,首先是工业化,所依赖的意识形态便是民族主义,这对于饱受耻辱和侵略的中国而言,显然是一种合理的民族主义,狭隘极端的民族主义显然是错的,不加区别地批判民族主义也是错的;二是对内要完成国家统一(政权范畴)和建立现代法理结构与有效政府(治权范畴),推进民生、民权和人权的建设。当然,“军阀”不仅不可能承担起国家构建的政治使命,而且是政治分裂的首要因素(派系分裂,地区分裂)。所以,革命首先是军事斗争,形式和过程必然“没那么雅致”,其主导性逻辑是革命功利主义,往大处说是,“为了大多数人的福利(尽管这一企图本身可能就是虚妄的)不得不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往小处说是自我保存的本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真刀真枪的“你死我活”,一切战略和策略(包括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中所说的“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等)都必须服从于革命的这“两个基本点”。那么,因为儒家式的传统组织形式恰恰是国家陷于“一盘散沙”的重要原因之一,要实现四分五裂、上下不通的中国的统一,就需要一种新的团结形式或者说组织形式,如法国组织社会学学者米歇尔·克罗齐所指出的,所有重大变革,比如西方的工业革命、阿拉伯世界8-9世纪的奇迹、15-16世纪的西班牙、16-17世纪的瑞典,等等,实际起作用的是“组织性的集体能力的建立”,发展都是建立在行动中对新能力的发掘和获得的基础之上的:这些能力是沟通能力、交换能力、推理能力,还有这些能力所带来的新的集体行动形式。

 

如果我们只能选20世纪中国的两个关键词,那么,一个是“革命”,另一个便就是“组织”了。“现代政党”这一新的组织形态便成为了惟一可以冀望的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主体”,由于“无势政党”(欧美政党模式)在民初的试验中已失败于军阀势力,那么“有势政党”——拥有自己的“党军”的列宁式政党——便成为不二之选,但这也造成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危险后果:即不管在时间上、还是在体制上,都是先有“党”后有“国”,不管是当时掌权的中国国民党,还是后来掌权的中国共产党,都是“党-国体制”、“党天下”,“党”与“国”完全同构为“一”,有“党制”而无“国制”(state)——即只有领土意义上的“国家”,而无建制意义上的“国家”,如果后者最终能够得以诞生的话,那也无法改变“党”作为“国”之母体这一历史性特征。可以说,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基本是不可避免的,世界上没有全善之事,也不存在“两全其美”,所以,才有“取舍”,才需“自由”,以及“思”之重要。当然,国共两党在体制上还是存在着事关胜负的关键区别,即军制,核心是军队和党的关系,即“枪杆子”的组织原则:“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

 

中国国民党1924改组,中国共产党1921年诞生,两党都“以俄为师”,先后都建立了自己的党军体系。长期依靠“雇佣军”搞革命的孙中山曾说:“中国革命,虽然有了十三年,但是所用的军队,没有一种是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殊为可惜的是,孙中山先生英年早逝,蒋介石在1927年“清党”把共产党“逼上梁山”之后,放弃了军队内的政工体系(或者说,由于北伐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政工”工作多由共产党员来担任,“清党”后国民党军队内的“政工”体系一直未能恢复),而成了事实上的军-党体系,并且抛弃了“三民主义”1937年才被迫扛起了“民族主义”,国共合作抗日),滑向了守旧的军阀式旧政治。蒋家王朝由于军、政、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四分五裂,加之蒋介石的“主观主义”指挥方式屡屡犯错,最后被动员起来“大多数”的毛泽东“各个击破”,最后不得不退守台湾。坦率地讲,蒋介石的“军阀式领导力”,至多也就是限于一个省的版图。历史自有其因果。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则基本上做到了“党指挥枪”或者说“以党领军”(实际上是“以党领军”和“以军造党”的双向交互,如毛泽东所说“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和“发动群众”(“土改”激励)。19279毛泽东领导了“三湾改编”,建立了“支部建在连上”和“士兵委员会”(后来废除)的组织原则,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以“阶级/同志”式的“平等的激情”来打破传统的宗族和地域情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搞“五湖四海”),这可以说是中共党军体制的起点,后来便逐渐形成了一政治委员制、政治部制和党委领导制三者结合的政工制度,基本上成功地践行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另外,毛泽东通过“教化”与“强制”并用的思想、路线以及权力斗争,尤其是以19415月年到19454的延安“整风运动”为关键,基本上肃清了共产党内、军内同样长期存在的各样“主义”、各种“山头”(阀),包括军阀主义、主观主义(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地方主义、小团体主义、本位主义、命令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自由主义”等等,重塑了革命时期的“党的建设”

 

19454月,中共“七大”召开,正式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成为了中共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基础。至此,毛泽东在延安建立起党政军权力高度集中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我们不妨称之为“延安体制”,从政道上讲是“党主”,从治道上讲是“党郡”(延安以及各根据地),即竖向集中于中央,横向集中于党委,所有的人都被吸纳进党政军各级组织的等级差序体系之内,所有的“半条心”和“两条心”都必须与毛泽东“一条心”,否则就需要“整风”、需要“抢救”。“延安体制”大大地强化了毛泽东对党政军的“垂直领导力”和“横向统合力”。对此,中国共产党党内的认识是,如果没有“延安整风”,中共所领导的革命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当然了,那今天的中国就必定是另一番模样,比如,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不会出生,毛泽东把中国搞了一个“天翻地覆”,改变了几乎每一个人的人生际遇和命运。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尝试着分析一下毛泽东到底是干了什么。毛泽东晚年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是:

 

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岛屿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

 

毛泽东拥有传统帝王的权威,但并不止于一个帝王。按照我们的分析框架来看这两件事,第一件是“得”的范畴,夺得政权,统一全国,是“得天下”,是“办事”;第二件是“德”的范畴,冲决网罗,天下为公,是“德(公)天下”,是“传教”。这两件事也可以分解为毛泽东所力图实现的“三重革命”:

 

一是政治革命,即夺取全国政权,这是一切问题的前提,“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二是社会革命,即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强行推进“个人”与“家族”的断裂,并将“个人”纳入“共同体”(单位和人民公社)的序列;

 

三是文化革命,即“文化大革命”,实现与“传统”的大决裂,但只有“夺得”才能“立德”,还是需要“夺权”(即话语权)。

 

这没有完成的“两件事”或者说“三重革命”,都与毛泽东一手建立起来的“延安体制”紧密相连,或者说,“延安体制”是“两件事”或“三重革命”的“核”。第一件事,毛泽东通过“延安体制”实现了对“阀头政治时代”的无国家、无政府状态的一种“反制”,“得天下”成功;第二件事,是毛泽东通过“文化大革命”想对“延安体制”推广到全国范围内后所出现的“体制失灵”(“党阀”现象)的一种“反制”,“德天下”失败。

 

要是想评价一项历史抉择,必须要回到其历史情境之中。处在什么样的地位,就会承担什么样的复杂性,即所谓广义理解的“屁股决定脑袋”。平心而论,毛泽东在决策上并没有大错,但问题出在毛泽东的“着急”和体制的“过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仍然面临着“革命”与“建设”双重任务、“一岗双责”。这种时代境遇为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延安体制”提供了客观条件,也就埋下了危险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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