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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东渐”为何走向“以俄为师”?

正如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所阐明的,中国自晚清以来的危机,并非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衰落”、更是“一种文明的没落”。而与此相伴生并绵延至今的,是中国人的“文明的焦虑”,或者进一步说是“文明的不自信”。不过,对于向来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东方人而言,转而向西方学习并非自然而然,而是如众所周知的是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出来的。当是时之文人中流朦胧地意识到“不效法他人,必致亡国灭种”,那么,向西方——即向现代文明——学习的大门就再也关不上了。

 

百余年“西学东渐”,从有形的,到无形的,从器物的,到文化的,从技术的,到思想的,从“变法”的,到“革命”的,方方面面,不一而足,今日之中国的各种“哈”症候群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师(学)什么”却不是由对象“是什么”而是由学习者“需什么”所决定的,也就是说,近代以来中国人向西方的学习历程,不是由学习对象的价值和逻辑所决定的,而是由中国自身的境遇和需求(用孔飞力的术语来说是“根本性议程”(Constitutional Agenda))所决定的。

 

那么,什么是“根本性议程”呢?比如说,一个人饿了三天,“吃饭问题”就是“根本性议程”,而晚清以来被西方列强拖进“弱肉强食”的全球化丛林的中国,“现代国家”的建立就是根本性议程,所以,Constitutional Agenda在学界又翻译为“建制议程”,如孔飞力所说:“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关键,便在于借助于外部势力用以获得物质以及社会主导地位的各种手段,来抵御外部势力的统治,要完成这一宏大事业,似乎便需要动员人民的力量,重写政治竞争的规则,并加强国家对于社会及经济的控制。一般认为,中国若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实现这些目标。”

 

当然,“根本性议程”的内部结构,也绝非是一次性而是逐渐地呈现出来的,正如魏源说“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张之洞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向西方学习一开始并不是“全方位的”,而是“发现缺什么,补什么”,这种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和修修补补的“拿来主义”的结合是中国的“外生型现代化”进程中的典型特征,这也是为什么今日会出现“化性之辨”(“现代化”与“现代性”之辨)之根源。那以此为主轴,我们或可洞悉在“西学东渐”中渐次形成的“以欧为师”、“以日为师”、“以美为师”以及“以俄为师”等景观的内在机理。

 

既然清王朝的危机首先是从军事上开始的,那么,首先向西方学习军事也是自然的。据初版于1934年的《欧化东渐史》所载记:“各种有形欧化中,最早受欧洲人影响者实为铸炮术。”1876年,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派卞长胜等七人,随德国炮兵教官李劢协前往德国学习军事技术和兵法,是为赴欧留学之始。1877年,李鸿章派遣福建船厂学生及艺徒三十名赴英法两国学习海军和制造,严复就是这一批留学生的一员。1888 年,李鸿章又从北洋武备学堂中选拔优秀学生段祺瑞、吴鼎元、商德全、孔庆塘、腾毓藻等 5 人赴德国学习军事,其中考中第一名的是段祺瑞。1894年,甲午海战后,中国人开始认识到,昔日步趋中国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模仿西洋而一跃成为强国,必有可资镜鉴之处,一时间赴日留学者甚众,官费(清廷派遣学生留日始于1896年)之外,自费尤多,所学者“皆日本人自西洋贩来之西学”。其实,后来成为中国思想之主导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转道日本而来。

 

这一股“留日潮”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和塑造了近代中国,如《欧化东渐史》作者张星烺所总结:1)清末革命之演成,几全为留东学生之功绩。辛亥革命,推翻清室,造成共和,士官学校毕业生率领新军响应之功,当推为首;2)今国中所用之新名辞,全自日本输入。每年出版书籍,多自日文翻译。三十年来,中国文体变迁,当导源于日本;3)大小工厂中技师,亦多留日毕业学生。法庭中判官,多为归自日本法政学生(笔者注:晚清修律之后,中国法律体系整体上走上了一条通过日本仿效欧陆法律体系的道路)。中国每年所受精神上之刺激与兴奋,悉来自日本。但是,留日学生群体的负作用也不可低估,又如张星烺所说:“二十年来,分崩割据,日事阋墙,置国事于不顾,使生民涂炭,如水益深,如火益热,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者,亦士官学校毕业武人之赐也。”留美潮的兴起缘自美国退回庚子赔款之决议,1911年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设立,至1924年官费留美学生已达689人,私费人亦随之大增,“回国后在社会上势力颇大”。在张星烺看来,留美生也不乏可贬抑之处:“中国学生久居美国者,习于美国人之生活。骤然回国,见本国各事简陋,辄生鄙弃。小事不屑为,大事不能得。欲望不遂,而生愤恨。爱国之心,职任观念,随之削减。甚至诋本国为半开化者有之矣。美为民主政治国家。民主政治诚为理想之良好政治。但中国人天生为中国人,非可一朝一夕化为美国人也。自美国或英国输入民主政治于中国,完全不适中国民情,酿成今日之大乱,是则是弊也。”

 

如果我们认同法国组织社会学学者米歇尔·克罗齐在《行动者与系统:集体行动的政治学》一书中所指出的,“所有重大变革,比如西方的工业革命、阿拉伯世界8-9世纪的奇迹、15-16世纪的西班牙、16-17世纪的瑞典等等,实际起作用的是组织性的集体能力的建立”,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中国在“根本性议程”的政治叙事中,为什么会最终走上了“以俄为师”的道路。我们知道,西方现代社会的组织性和组织能力是靠基督教来孕育和支撑的,而“现代政党”在这一母体中成为了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主体”,但是,中国的国家基础却大为不同,由于中国在辛亥革命后军事上的四分五裂,同时以血缘亲戚关系作为一种组织技术的儒教,不仅无法适应现代国家的大规模组织之需求,而且其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加剧冲突和分化。那在这种背景下,不具备军事能力的欧美式政党是无能为力的,惟有建立自己“党军”的列宁式政党是不二之选,这也是为什么孙中山转向了“以俄为师”建立自己的军队体系,后起的中国共产党亦是如此,首要的政治任务便是要依靠列宁式政党的组织技术和军事力量,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组织起来”,非“中央集权”无可为也。

 

当然,这也造成了一个显而易见的政治后果:即不管在时间上、还是在体制上,都是先有“党”后有“国”,“党”与“国”同构为一,即只有领土意义上的“国家”,而无建制意义上的“国家”。所以说,中国现代国家的“根本性议程”至今仍是尚未完成的“建制议程”,这也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背景。但是,正如孔飞力所言,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是否能够超越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而获得实现?这是一个只能由时间来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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