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说，自杀是唯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么，研究哲学和政治哲学又信仰上帝的江绪林博士的自缢，恐怕就是一个“严肃中的严肃”、“哲学中的哲学”的问题了。江绪林博士之死，究竟意谓着什么呢？迄今的哲学和宗教为什么没能给江绪林博士带来救赎？ 

我的回答是，江绪林博士的生命中缺爱（Love）与希望（Hope），不幸的命运禁闭了他的爱欲（eros）——例如刘擎先生在悼文《追忆与启迪——江绪林博士告别仪式上的悼词》中提到的江绪林心灵深处的“小木屋”，而他所致力的哲学研究和信仰的基督教也没能带给他真正的希望（他信仰的上帝所允诺的希望，即便为真，也并不在人间）。江绪林博士之死，给迄今的哲学与宗教（基督教）下了双重判词。 

正如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根据刘擎的叙述，他与江绪林都是推崇海德格尔的），人的根本处境是“being-in-the-world-with-others”，但江绪林却没能在世间与他人建立真实的连接，刘擎先生提到了“健全的现实感”，但是“健全的现实感”实际上只是“真实的连接”的结果而非原因，先有“连接”然后才有“现实感”。如果说父母的早亡悲剧投下的心理阴影可能限制了他的深层连接能力（例如亲密关系障碍），那么，从学校到学校、从知识到知识的经历则可能限制了他的连接的可能性（例如在犬儒主义盛行的知识界，至多只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浅尝辄止的意见交流，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智性乐趣与酒神般的性情共鸣），严格来说，他是缺失心理意义上的亲人、朋友与爱人的。 

爱，是一个向上求索的生命的精神食粮，也是一个人能够走出心理阴影的根本动力，但是，海德格尔的哲学则缺少了爱的维度，“向死而生”就成了一个哲学死胡同，惟有爱才是把人留在世间的心理锚点。海德格尔的哲学不仅没有给江绪林带来爱的启示与勇气，反而还卡死了江绪林求助心理咨询的试探。爱，如今是心理咨询的一个关键分析工具（并不是说目前的心理咨询不存在刘擎和江绪林所认为的技术化的问题），而哲学却已经很少谈论爱了，不谈爱的哲学必然只是一门“死气沉沉的哲学”，不谈爱的哲学必然只是一张理性网罗下的“无物之阵”，其实是不怪霍金说“哲学已死”的。 

“哲学”（philosophy）在古希腊的原初含义中是“智慧的爱”（love of wisdom），“爱”是哲学的中心词，但后来，“爱”与“智慧”或者说“理性”却分了家，排除了“爱”的“哲学”变成了“理性之学”，在当今表现为“学院化的哲学”或者说“哲学学”（philosophology）。仿照哈贝马斯的“未完成的现代性”（unfinished modernity）说法，我们可以说，哲学目前仍然是一种“未完成的哲学”（unfinished philosophy），完成的途径便是重新把“爱”纳入哲学的基本架构，把“爱”哲学化，是“爱”而非“理性”，才是生命的源泉与根基；是“爱”而非“思”才能给一个人“是其所是”（being）的勇气与意志，当然，这并不是说理性不重要，但缺少“爱”的“理性”，却只会是一个无底深渊，而这也是当今世界集体性地陷入了“什么都无所谓”的虚无主义和“什么都不信”的犬儒主义的思想根源，越理性越虚无，越理性越犬儒，现代人处于一种无所依靠的拔根状态（condition of uprootedness），这种文化氛围反过来禁闭着人们之与生俱来的爱欲（eros），这个世界的爱的供给侧出现了严重危机。我们必须把五种爱——自爱（Self-love）、亲爱（Forge）、友爱（Philia）、情爱（Love）、大爱（Agape）——哲学化、伦理化和技术化以转型升级爱的再生产和再供给的生态系统。  

那么，上帝会成为无底深渊的底板吗？我们知道，江绪林信奉了基督教，但他仍然自杀了（据说基督教义不容许基督徒自杀），那再一次说明了把人留在人间的并非是上帝之爱，而是人伦之爱，缺失了人伦之爱的上帝之爱，或者说不经过“爱人”的“爱上帝”，只会是把人引向我们并不能真正确认存在的“天堂”。那么，我们可以说人伦之爱比上帝之爱更基本。在这个已经相当理性化和世俗化的世界之中，对于我们活着且想活得美好的人来说，上帝业已丧失了“补底”的可靠性（江绪林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之旅就有反复），我们不能靠一个在理性上而言或然存在的上帝来坚实地维系我们存在的意义体系，我们的生命意义必须奠基于人间，锚定于人间之爱。有人肯定会反驳说，人间之爱也是不可靠的啊，但我回答是，从微观来说，那只是因为你“用脑”太多而“用心”太少了！从宏观来说，爱与正义不仅不是不相关的，而且爱与幸福的几率与地球村的正义水平成正比，全球越正义，爱与幸福的几率就越高，全球越不平等，爱与幸福几率就越小。在我看来，江绪林博士并不是不可解救，只是他像湿透的柴一样需要一位单纯、包容而耐心地爱他的女人把他烤干，然后才能燃烧起来，只是这样的女子在我们这样的社会的确是十分罕见而已，更遑论还要让江绪林遇到并爱上他了。 

我与江绪林博士并不相识，甚至此前也没听说过他，但他的命运与我相关，他的“死问”直指我所关心的问题。由于未曾相识，我无法充满感情地纪念，只能冷静地反思，我相信富于理性的江绪林博士应该是认可这种方式的。我和江绪林博士一样，也在关注着中国的命运（也即自己的命运），也在做政治哲学的研究，不同的是，江绪林博士在大学里教书，我为了“一张安静的书桌”而躲在山村里一个人搞研究，他所经历的那种“理性的虚无”我是深有体会的，不过，我比江绪林博士幸运的是，我是在温暖而有爱的家庭中长大成人的，经历过刻骨铭心的爱情，有性情相投的真心朋友，如果没有爱的体验以及通过哲学上的功夫而完成了“（爱的）信念之锚定”，在幽明不定的知识海洋的孤独航程中，我并不是没有可能和江绪林博士一样也坠入“理性的百慕大”。读了一些纪念文字，了解了江绪林的朋友们刻画出的他的性情，尤其是读了他对高华先生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中的线性而单薄的历史叙事的批评文章《生命的厚度》以及知道是他质疑过“李猛神话”之后（此前读过那篇批评《自然社会》的文章，可惜没记住作者的名字），才心生戚戚焉，遗憾再无缘相识，关于高华现象与李猛神话，我相信我们可以有的聊，有的切磋。 

2月19日晚，看到江绪林自杀的消息后，我在一个北大校友微信群里说的第一句说是“生无可恋，去了也好”，这句话看上去很冷血，但事实上，自杀如安乐死一样，对于当事人可能是好的，尽管我原则上并不支持自杀。死是一件轻而易举的，有尊严地活着是件难事。正因为活得有尊严不容易，活得幸福很难及，我们对在世之人就更应该多一些“共情之理解”（empathy），多一些“换位之关爱”（Care），只有这样或许才能避免悲剧的一再发生。因为，共情（empathy）与关爱（care）的技术体现的是一个人的爱（love）的能力，而这是我们的文化中亟需补上的一课，我们的文化制造了太多“爱无能症患者”。刘擎先生说“在一个有原子化个人倾向的社会中，尊重和包容是必要的，却仍然是不够的，友爱与团结也弥足珍贵”，但是，“友爱与团结”并不是答案，而应该视为问题，正如“原子化个人倾向”是伦理上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一个结果一样，我们所欲求的“友爱与团结”也需要一个伦理上的支撑，即构建以爱为核心的命运共同体思维，非如此不能纠正相当“普世价值”的“原子化个人倾向”，而这归根结底还是需要我们一起完成那“未完成的哲学”，而这或许是对江绪林博士最好纪念与告慰。【首发于公众号：未来之辩（wikifu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