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们就要在这个早已被大历史所限定的“历史情境”中理解“革命”的意指（sense）和所指（reference），即当时之“革命”中占据优先地位的已不是以“个人”为轴心的法理秩序构建，而是以“民族”（nation）和“国家”（state）为轴心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这不仅是反抗民族压迫（民族主义）、解决民生疾苦（民生主义）的前提，也是宪政民主和人权（民权主义）的隐含前提，“亡国奴”是没资格谈“人权”的，连“自尊”与“民族”都不要的人是没资格谈“自由”的，相应地，“五四”之前的个人话语也就不得不让位于共同体话语（民族话语、人民话语和国家话语），尽管这种话语本身具有无限扩大的冲动和风险，但那只能通过另外的机制来约束，决不能以此为理由而甘为“亡国奴”，尽管至今仍没办法“约束”，那只能从内在寻找原因。

那么，“革命”的内涵，具体来讲，一是对外要实现民族解放、独立和富强（主权范畴），结果必然是“富国强兵”，首先是工业化，所依赖的意识形态便是民族主义，这对于饱受耻辱和侵略的中国而言，显然是一种合理的民族主义，狭隘极端的民族主义显然是错的，不加区别地批判民族主义也是错的；二是对内要完成国家统一（政权范畴）和建立现代法理结构与有效政府（治权范畴），推进民生、民权和人权的建设。当然，“军阀”不仅不可能承担起国家构建的政治使命，而且是政治分裂的首要因素（派系分裂，地区分裂）。所以，革命首先是军事斗争，形式和过程必然“没那么雅致”，其主导性逻辑是革命功利主义，往大处说是，“为了大多数人的福利（尽管这一企图本身可能就是虚妄的）不得不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往小处说是自我保存的本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真刀真枪的“你死我活”，一切战略和策略（包括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中所说的“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等）都必须服从于革命的这“两个基本点”。那么，因为儒家式的传统组织形式恰恰是国家陷于“一盘散沙”的重要原因之一，要实现四分五裂、上下不通的中国的统一，就需要一种新的团结形式或者说组织形式，如法国组织社会学学者米歇尔·克罗齐所指出的，所有重大变革，比如西方的工业革命、阿拉伯世界8-9世纪的奇迹、15-16世纪的西班牙、16-17世纪的瑞典，等等，实际起作用的是“组织性的集体能力的建立”，发展都是建立在行动中对新能力的发掘和获得的基础之上的：这些能力是沟通能力、交换能力、推理能力，还有这些能力所带来的新的集体行动形式。

如果我们只能选20世纪中国的两个关键词，那么，一个是“革命”，另一个便就是“组织”了。“现代政党”这一新的组织形态便成为了惟一可以冀望的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主体”，由于“无势政党”（欧美政党模式）在民初的试验中已失败于军阀势力，那么“有势政党”——拥有自己的“党军”的列宁式政党——便成为不二之选，但这也造成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危险后果：即不管在时间上、还是在体制上，都是先有“党”后有“国”，不管是当时掌权的中国国民党，还是后来掌权的中国共产党，都是“党-国体制”、“党天下”，“党”与“国”完全同构为“一”，有“党制”而无“国制”（state）——即只有领土意义上的“国家”，而无建制意义上的“国家”，如果后者最终能够得以诞生的话，那也无法改变“党”作为“国”之母体这一历史性特征。可以说，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基本是不可避免的，世界上没有全善之事，也不存在“两全其美”，所以，才有“取舍”，才需“自由”，以及“思”之重要。当然，国共两党在体制上还是存在着事关胜负的关键区别，即军制，核心是军队和党的关系，即“枪杆子”的组织原则：“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

中国国民党1924年改组，中国共产党1921年诞生，两党都“以俄为师”，先后都建立了自己的党军体系。长期依靠“雇佣军”搞革命的孙中山曾说：“中国革命，虽然有了十三年，但是所用的军队，没有一种是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殊为可惜的是，孙中山先生英年早逝，蒋介石在1927年“清党”把共产党“逼上梁山”之后，放弃了军队内的政工体系（或者说，由于北伐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政工”工作多由共产党员来担任，“清党”后国民党军队内的“政工”体系一直未能恢复），而成了事实上的军-党体系，并且抛弃了“三民主义”（1937年才被迫扛起了“民族主义”，国共合作抗日），滑向了守旧的军阀式旧政治。蒋家王朝由于军、政、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四分五裂，加之蒋介石的“主观主义”指挥方式屡屡犯错，最后被动员起来“大多数”的毛泽东“各个击破”，最后不得不退守台湾。坦率地讲，蒋介石的“军阀式领导力”，至多也就是限于一个省的版图。历史自有其因果。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则基本上做到了“党指挥枪”或者说“以党领军”（实际上是“以党领军”和“以军造党”的双向交互，如毛泽东所说“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和“发动群众”（“土改”激励）。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了“三湾改编”，建立了“支部建在连上”和“士兵委员会”（后来废除）的组织原则，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以“阶级/同志”式的“平等的激情”来打破传统的宗族和地域情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搞“五湖四海”），这可以说是中共党军体制的起点，后来便逐渐形成了一政治委员制、政治部制和党委领导制三者结合的政工制度，基本上成功地践行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另外，毛泽东通过“教化”与“强制”并用的思想、路线以及权力斗争，尤其是以1941年5月年到1945年4月的延安“整风运动”为关键，基本上肃清了共产党内、军内同样长期存在的各样“主义”、各种“山头”（阀），包括军阀主义、主观主义（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地方主义、小团体主义、本位主义、命令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自由主义”等等，重塑了革命时期的“党的建设”。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正式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成为了中共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基础。至此，毛泽东在延安建立起党政军权力高度集中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我们不妨称之为“延安体制”，从政道上讲是“党主”，从治道上讲是“党郡”（延安以及各根据地），即竖向集中于中央，横向集中于党委，所有的人都被吸纳进党政军各级组织的等级差序体系之内，所有的“半条心”和“两条心”都必须与毛泽东“一条心”，否则就需要“整风”、需要“抢救”。“延安体制”大大地强化了毛泽东对党政军的“垂直领导力”和“横向统合力”。对此，中国共产党党内的认识是，如果没有“延安整风”，中共所领导的革命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当然了，那今天的中国就必定是另一番模样，比如，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不会出生，毛泽东把中国搞了一个“天翻地覆”，改变了几乎每一个人的人生际遇和命运。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尝试着分析一下毛泽东到底是干了什么。毛泽东晚年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是：

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岛屿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

毛泽东拥有传统帝王的权威，但并不止于一个帝王。按照我们的分析框架来看这两件事，第一件是“得”的范畴，夺得政权，统一全国，是“得天下”，是“办事”；第二件是“德”的范畴，冲决网罗，天下为公，是“德（公）天下”，是“传教”。这两件事也可以分解为毛泽东所力图实现的“三重革命”：

一是政治革命，即夺取全国政权，这是一切问题的前提，“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二是社会革命，即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强行推进“个人”与“家族”的断裂，并将“个人”纳入“共同体”（单位和人民公社）的序列；

三是文化革命，即“文化大革命”，实现与“传统”的大决裂，但只有“夺得”才能“立德”，还是需要“夺权”（即话语权）。

这没有完成的“两件事”或者说“三重革命”，都与毛泽东一手建立起来的“延安体制”紧密相连，或者说，“延安体制”是“两件事”或“三重革命”的“核”。第一件事，毛泽东通过“延安体制”实现了对“阀头政治时代”的无国家、无政府状态的一种“反制”，“得天下”成功；第二件事，是毛泽东通过“文化大革命”想对“延安体制”推广到全国范围内后所出现的“体制失灵”（“党阀”现象）的一种“反制”，“德天下”失败。

要是想评价一项历史抉择，必须要回到其历史情境之中。处在什么样的地位，就会承担什么样的复杂性，即所谓广义理解的“屁股决定脑袋”。平心而论，毛泽东在决策上并没有大错，但问题出在毛泽东的“着急”和体制的“过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仍然面临着“革命”与“建设”双重任务、“一岗双责”。这种时代境遇为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延安体制”提供了客观条件，也就埋下了危险的种子。